中国现代文学史·柔石、胡也频、殷夫等的创作

柔石、胡也频、殷夫等的创作(1)

　　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左联”盟员柔石、胡也频、殷夫、李伟森（没有正式加入“左联”，但工作上有紧密联系）、冯铿和其他十八位共产党员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此后几年内，应修人、洪灵菲、潘漠华等人又相继遇害。柔石等五烈士就义后，“左联”发表了抗议和宣言，指斥反动派的暴行，得到国内外进步力量的支持。

　　鲁迅从来就关心这些革命青年作家，对他们抱有很大的企望，柔石、殷夫、胡也频等生前也都得到过鲁迅殷切的指导。鲁迅对他们的牺牲怀着无比的悲愤。在得悉这一噩耗的当时，他写了悼念文字，指出他们以鲜血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写了第一篇文章”（注：《二心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事隔多年以后，又怀着蜷蜷之心，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一九三三年）、《白莽作〈孩儿塔〉序》（一九三六年）等文，赞扬他们的为人，肯定他们的文学成就。

　　烈士们生前大都从事实际革命活动，又以文学为武器参加战斗。他们从不同的道路走向革命，同时又把不同的经历带进文学。正如他们为共产主义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一样，他们也为初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作留下了可贵的成绩，表现了他们对共同事业的忠诚和努力。

　　柔石（赵平复，1901—1931）最初从事教育工作，并参加新文学运动。一九二三年开始创作，短篇集《疯人》透露出一些个性解放的要求，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和中篇小说《三姐妹》对知识青年游移徘徊的心理有所批判，现实生活的投影都还比较淡薄。

　　一九二八年夏，他到了上海，与鲁迅有较多往还，在鲁迅的帮助下译介外国的尤其是东欧和北欧的进步文学，编辑《语丝》、《朝花旬刊》、《萌芽月刊》（注：《萌芽月刊》，由鲁迅主编，柔石等编辑）等刊物，这些活动对于他的创作起了积极的影响。这一时期所作短篇集《希望》，写了日常生活中一些庸俗、卑鄙的人物与事态，现实意义和生活气息都较以前作品显著增强，并开始表现出独特的艺术见格，笔调简洁朴实，感情深沉。

　　长篇小说《二月》（一九二九年）是作者较重要的作品，鲁迅为作《小引》。主人公肖涧秋是这样一个青年：“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注：鲁迅：《〈二月〉小引》），他离开学校后在崎岖的世途上飘泊，六年后来到芙蓉镇，希望过清静的生活，然而他在这想象的世外桃源中见到的，依然是凄凉、苦难和凡庸。对于这些，他即不能象一些人那样视若无睹，也不能象另一些人那样习以为常，他有所激动，希望用个人的努力去改变现状。

　　肖涧秋开始援助孤儿寡妇，想使那些善良的人离开悲哀的境地，但诬蔑非议也就随之而来，使他日益困惑。爱情纵然带来一些温暖，却仍然无法充实他的空虚的心怀。他不能在生活的“浊浪”中随波逐流，结果又离开了这个地方。小说通过这一故事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的愤懑和对于知识分子道路的思考。几个人物也都写得生动而又各具性格。叙事抒情优美生动，语言流畅并常带有诗意，能给读者以强烈的感受。

　　一九三〇年写的《为奴隶的母亲》是作者最优秀的短篇小说。题材深入到社会下层劳动人民生活中，表现的形式和手法也更为朴实，可以看出他这时正在努力“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注：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作者在《二月》中流露的伤感情调没有了，更多的是负荷着人民苦难的崇高感情。作品描写一个穷苦妇女，为了全家生活被丈夫出典给邻村一个秀才地主。

　　整整三年，她离开自己的孩子，作为别人生孩子的工具，屈辱地生活在地主家里。孩子病重的消息传来，她憔悴痛苦，但得不到回家看望的权利。三年内，她生下一个男孩子，于是又被人夺下这亲生的孩子，赶回从前的家，而先前的孩子还是受着饥饿的熬煎，在前面等着她的是无穷无尽的苦难生活。作者以沉挚的笔调描写了这个痛怵人心的故事，刻划了一个既是母亲又是奴隶的鲜明形象。

　　小说写的是常见的人和事，但能够从平易中透露出深刻的意义，显示了阶级剥削制度是劳动人民痛苦不幸的根源。他们不仅身受着经济上的剥削，同时还身受着超经济的精神虐待，他们的苦难正象作品最后写的：“沉静而寒冷的死一般的长夜，似无限地拖延着，拖延着……”《为奴隶的母亲》写作的年代，中国的农村斗争已风起云涌，作品虽然没有直接反映这些斗争，但它接触和描绘了农村中苦难深重的一隅，具有强烈的控诉的意义。

　　“左联”成立，作者先后任执行委员、常务委员、编辑部主任等职，在紧张的工作中继续从事写作。一九三〇年六月作通迅《一个伟大的印象》，记述了他同年五月参加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时的见闻；十月，作长诗《血在沸》（注：《前哨》第1卷第1期），纪念一位被反动派杀害的十六岁的少年先锋队队长。这些作品标志着作者生活道路和思想道路上重要的飞跃。在同时代的革命青年作家中，柔石在深刻理解和揭露中国社会的腐朽堕落，认真探索和实践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及对于艺术表现的重视等方面，都是有自己的显著特色和突出成就的。

　　胡也频（1903—1931）开始文艺活动在一九二四年，与人合编了北京《京报》附刊之一《民从文艺》，同时用胡崇轩署名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作品。此后数年内，创作量很大，写成《圣徒》（短篇集）、《也频诗选》、《三个不统一的人物》（短篇集）、《别人的幸福》（戏剧集）、《一幕悲剧的写实》（中篇）等十多个集子。较早作品涉及题材很广，从生活见闻中信手拈来，以后则较集中于对不同类型知识分子的生活的刻划。文笔流畅明快，间或流露着幽默和讽刺。这些作品反映生活的深度还嫌不够，政治意识也不明显。一九二九年作长篇小说《到莫斯科去》，一九三〇年作长篇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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