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林家铺子》、《春蚕》等短篇小说

《林家铺子》、《春蚕》等短篇小说(1)

　　同长篇小说《蚀》一样，茅盾最早的短篇集《野蔷薇》中的五篇小说（写于一九二八年二月至一九二九年三月）也流露出他在大革命失败后一段时期内的消极低沉的情绪。这五篇小说都“穿了恋爱的外衣”，作者是想在人物的恋爱行动中透露出“各人的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恋爱描写的背后”显示“一些重大的问题”（注：《写在〈野蔷薇〉的前面》，见《野蔷薇》，上海大江书铺1929年7月初版）。《创造》中的君实，按着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想把守旧的妻子“创造”成资产阶级的女性，但妻子娴娴却超过了他的“中庸”的理想，比他“先走了一步”。

　　他的几年来的努力完全白费，所得到的结果，正好是对于他原先的理想的嘲笑。《诗与散文》中的青年丙厌弃了“散文”式的桂奶奶而想得到“诗”似的表妹，但是“诗”和“散文”两者都从他的手中失去了：结果还是“事与愿违”。其它三篇（《自杀》、《一个女性》、《昙》）的主人公所有的也都是“悲剧的或阊澹的结局”。不过作者在《创造》和《诗与散文》中，对君实和青年丙这两个人物采取了批评和揶揄的态度，对受新思潮冲击“先走一步”的娴娴和敢于打破传统思想束缚的桂奶奶表示了肯定的倾向。在这些地方寄寓了作品的主题。但是《诗与散文》关于两性关系的渲染过多，不免妨碍主题的突出。在茅盾的另外一些作品中，也有类似的描写，它们表现出早年接受的自然主义创作理论给他带来的消极影响。

　　《宿莽》集（写于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中的《大泽乡》取材于历史事实，描写秦代“闾左贫民”在遣戍渔阳的征途中，杀死富农军官、高举义旗的故事。小说刻划了富农的代表人物——两个军官在戍卒起义前的恐惧、悲哀和挣扎，也描画了那些开始依靠自己力量挣脱压迫者的销链的贫苦农民的复仇火焰，尽管这篇小说被茅盾自己认为是“脱离现实的”（注：《茅盾文集》第7卷《后记》），它却是作家开始不满意自己原先那些作品的情调，一时又未能把捉住现实斗争的重大题材的情况下，转而取材于具有积极意义的历史故事之作。小说描写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这样的内容容易令人联想到当时正在中国广大农村中展开的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并且从中领悟其战斗的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泽乡》不仅是茅盾思想变化的一个标志，其本身也是富有现实意义的。

　　茅盾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是《林家铺子》和《春蚕》，它们都写于他创作《子夜》的同一年。茅盾在《子夜》的《后记》中说：“我的原定计划比现在写成的还要大许多。例如农村的经济情形，小市镇居民的意识形态，……我本来都打算连销到现在这本书的总结构这内；又如书中已经描写到的几个小结构，本也打算还要发展得充分些；可是都因为今夏的酷热损害了我的健康，只好马马虎虎割弃了，因而本书就成为现在的样子——偏重于都市生活的描写。”由此可以知道，以小市镇和农村生活为描写对象的《林家铺子》和《春蚕》，正是作家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原来计划的一部分，同样是黎明之前的旧中国社会生活的真切写照。

　　《林家铺子》和《春蚕》描写的都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战争前后的动乱生活。“一二八”后，茅盾曾经回到故乡小住。在那里，他亲眼看到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魔爪，已经将农村经济推入破产的境地，帝国主义军事侵略的炮火更加速了它的崩溃。原先曾经是相当富庶的江南农村及小市镇，呈现出一片萧条的凄惨景象。这些都给茅盾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且由此孕育了《林家铺子》和《春蚕》等作品的艺术构思。《林家铺子》中的林先生是一个小市镇的商人，他兢兢业业地经营他的店铺。然而农村破产和农民购买力的锐减，使得他一再减价的商品仍是销路不佳；上海战争的影响又使得他在年关迫近时不惟金融上无处通融，而且债主登门坐索，穷于应付；更其严重的是，国民党反动分子对他一再敲诈勒索，甚至强迫他的女儿为妾；此外，还有资本较他雄厚的同行们的排挤倾轧，落井下石。

　　林家铺子终于在这些重重压迫下倒闭了。林先生从他父亲手里承继了这样一个小店铺，资本既不雄厚，政治上又无奥援，虽然也有一股商人唯利是图的剥消思想，但处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政治的双重压力下，除了小心翼翼做些小生意以守成保身而外，没有也难以有更多的奢望。他在汹涌而来的多种打击前面，百般挣扎，力图使自己的铺子幸免于倒闭而不可得。唯其林先生是这样安分己，林家铺子的命运就更加典型地表现了当时正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整个工商业的共的前途。

　　小说还写到了林家铺子的倒闭给予象朱三阿太、张寡妇那样将自己仅有的积蓄存在铺子里的贫民的致命打击，说明这决不只是林先生个人的破产，他也并不是最不幸的受害者，此外还牵连到许多人的生活。因为林先生在铺子倒闭以后，还可以一走了之，另作打算，而这一群人则是无路可走，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最后依靠。小说就在这些不幸者疯狂的惨呼声中结束。

　　这样的处理，一方面是对于整个悲剧的制造者提出了更加有力的控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旧社会“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残酷真相和林先生性格中的两重性。作品对于他是既有同情也有批判的。在一个短篇小说中，通过一家小店铺的倒闭的故事，写出了如此深广的社会内容，充分表现了茅盾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的艺术手腕，也正构成了他的作品一个重要的特色。

　　《春蚕》的写作时间略后于《林家铺子》，它是以江南农村为背景的。它通过农民老通宝一家人蚕花丰收，而生活却更困苦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旧中国农民须在年成丰收之外，去另找真正的出路。作品采用虚写的手法把人物放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上：“一二八”的上海战争刚刚过去，由于外货倾销，民族丝织工业陷于破产的境地，因而江南一带农民的主要副产品——蚕丝也就没有了销路；封建地主阶级的高利贷剥削更加残酷；资本家也乘机压低蚕丝的收购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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