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文艺大众化运动(3)

文艺大众化运动(3)

　　此外，艺术至上主义、轻视大众化作品的思想、把大众化运动局限于少数知识分子“研究会”阶段的脱离群众的作法，也都受到了批评。在讨论中，茅盾和瞿秋白还就实现文艺大众化的关键何在，交换了意见。茅盾认为“技术是主，作为表现媒介的文字本身是末”，只有学习旧小说适合大众习惯的描写方法，才能创作出好的大众文艺（注：《问题中的大众文艺》，《文学日报》第1卷第2号，1932年7月，署名止敬）。瞿秋白则认为首要的任务是写出大众文艺，然后才能要求好的大众文艺；所以最主要的还是语言文字。过份强调写作技巧，会使初学写作者不敢动手，结果势必取消大众文艺的广大运动（注：《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文学月报》第1卷第3期，1932年9月）。

　　这些都有助于对问题认识的深化。正当革命作家提倡大众化，要求为群众创作通俗读物如连环图画和唱本的时候，“第三种人”苏汶射来了一支冷箭，他恶意地反问：“这样低级的形式还生产得出好的作品吗？”（注：《关于〈文学〉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现代》第1卷第3期，1932年7月）鲁迅在《“连环图画”辩护》中，以中外古今美术史上许多名画为例，生动地“证明了连环图画不但可以成为艺术，并且已经坐在‘艺术之宫’的里面了”（注：《文学月报》第1卷第4期，1932年10月），给了苏汶的挑衅以有力的回击，揭露了他对于艺术史的无知。

　　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的讨论，是文艺大众化运动多次讨论中规模最大、历时最久、涉及问题最多的一次。在这以后，革命作家还就文艺大众化的几个重要问题，如旧形式、大众语、通俗化等，分别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一九三四年春夏，报刊上重新展开文学的新旧形式的讨论。有人以内容和形式不能分割为理由，指责利用旧形式“类乎‘投降’”，是“机会主义的办法”（注：耳耶（聂绀弩）：《新形式的探求与旧形式的采用》，《中华日报》副刊《动向》，1934年4月24日）。鲁迅在《论“旧形式的采用”》中，全面地阐述了这个问题。对于旧形式，他既反对一味拒绝，也不同意“‘整个；捧来”。他认为旧形式只能“采取”其中适用于新作品，能够“溶化于新作品”的部分；新形式也只有在批判继承旧形式，从中吸取“滋养”，以发达自己“新的生体”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他说：“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

　　他的结论是“采用”旧形式，“就是为了新形式的探求”（注：《中华日报》副刊《动向》，1934年5月4日）。如何对待旧形式，涉及到批判继承遗产、创造新的民族形式等问题。“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不少作家受到形式主义观点的影响，对旧形式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在大众化讨论中，有些作家即使同意利用旧形式，也往往把新旧形式完全对立起来，并把利用旧形式看作是暂时迁就群众艺术趣味的权宜之计。鲁迅的这一态度，就积极得多，并且精辟地揭示了新旧形式之间推陈出新的辩证关系，对于创作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同年五月，汪懋祖、许梦因等人在国民党头子陈立夫指使之下，重弹“文言复兴”老调，主张中小学普遍学习文言和读经，引起一场文言白话的论争。这个问题，就理论而言，早在“五四”时期已经解决，这种论调不过是历史沉滓的泛起，经不起一驳就又沉落下去。六月起，论战转为大众语和文字拉丁化的讨论。大众语和文字拉丁化，在三十年代初已经提出，瞿秋白是最热心提倡的一个。

　　这时，在作家、语文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间展开热烈讨论。讨论涉及到文字改革、普及文化教育等方面，范围很广；就文学方面而言，则是“从前为了要补救文言的许多缺陷，不能不提倡白话，现在为了要纠正白话文学的许多缺点，不能不提倡大众语”（注：《文言——白话——大众语》，《申报》副刊《自由谈》，1934年6月18日），可见大众语讨论正是文艺大众化讨论在语言问题上的一个继续。大家认为大众语应该是“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注：陈望道：《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申报》副刊《自由谈》，1934年6月19日），并且为“大众高兴说，高兴听，高兴写，高兴看的语言文字”（注：陶知行（陶行知）：《大众语文运动之路》，《申报》副刊《自由谈》，1934年7月4日）。鲁迅认为它应该采用方言，但需要不断改进提高；应该力求浅豁，但了需要吸收外国语文的字汇和语法，使之丰富和精密。他指出大众语的雏形，已经在交通繁盛、言语混杂的地方开始形成（注：《答曹聚仁先生信》，《社会月报》第1卷第3期，1934年8月）。这些意见和瞿秋白在一九三二年提出的基本一致而又进了一步。

　　鲁迅纠正了瞿秋白原先文章里的一些错误意见，批评了借口白话文不够通俗而否定“五四”新文学的倾向；在《“彻底”的底子》一文中，尤其尖锐地批评了那种认为“现在的一切文艺，全都无用，非彻底改革不可”的“左”到变成荒唐的意见。在《门外文谈》中，鲁迅深入浅出地说明了文字原在人民中间萌芽，后来才为特权者所收揽，成为少数人才能掌握的工具；又分析了在文字出现以前，人们已在劳动实践中创造了“杭育杭育派”的艺术，只是因为没有记录下来，容易消灭，流传的范围也很有限。

　　鲁迅认为：“要这样的作品为大家所共有，首先也就是要这作家能写字，同时也还要读者们能识字以至能写字，一句话：将文字交给一切人。”（注：《申报》副刊《自由谈》，1934年8月24日至9月10日）他考察了文字和文学的发展历史，将文字拉丁化、大众语、文艺大众化三者统一起来，对这一问题作了全面深刻的论述。当时进步文化界还发起过手头字运动，目的也是简化文字，使之能为更多的人所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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