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文艺大众化运动

文艺大众化运动(1)

　　革命作家在对反动文艺思想的斗争中，坚定地捍卫了文艺为革命的政治服务的方向。而要在实践中贯彻这一方向，必须使创作和群众结合起来，真正为群众服务，成为群众自己的文学。这同样是一个严重的战斗的任务。因此，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作家间展开了前后将近十年、几乎贯穿这一历史时期的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同时还在创作实践中作了初步尝试。促进文艺大众化，成为当时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有别于初期的新文学运动的一个重要标志。

　　新民主主义革命从一开始起就赋予文学以新的使命：从少数士大夫的垄断中解放出来，为广大人民服务。“五四”文学革命反映了这一要求，立下伟大的历史功绩。但是，新文学的实际对象，主要还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普及到作为人民大众主体的工农中去。二十年代初，“民众文学”、“方言文学”的讨论，“到民间去”的号召在文艺界的回响，说明已经有一部分作家开始意识到这一事实，并为扩大新文学的读者范围作了一些努力。

　　不过，每当问题涉及到如何克服文艺与民众隔绝的状况时，意见大多偏重于“提高”民众的水平，使他们能够欣赏新文学作品，却几乎没有人提到自己的作品应该如何适应民众的要求。他们反对“把诗思去依从一般的民众”，反对让象自己这样的“少数人跟着多数人跑”，认为应该由“少数人领着多数人跑”（注：俞平伯：《诗底进化的还原化》），因为他们感到如果要艺术“低就民众”，那“不啻是艺术的自灭”（注：成仿吾：《民众艺术》，《创造周报》第47号，1924年4月）。他们实际上把自己和艺术都高高置于民众之上。这种从资产阶级那里承袭过来的启蒙学派的社会观点和把艺术神秘化的文艺观点，自然不可能解决历史发展提出的崭新的课题，从而妨碍了对于这个问题的具体探讨。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兴起以后，革命作家从工农大众是革命的主要力量这一认识出发，对于文艺与群众的关系有了与前一个时期不同的理解。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指出：“我们要努力获得（无产）阶级意识，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指语言——引者）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其中已经包含了革命文学应该适应工农大众的要求，即实现文艺大众化的比较自觉的想法。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开展，陆续出现了许多作品。

　　但这些作品并没有被工农群众所接受，更谈不上为他们服务了。当时的革命文学创作中，大多数作品确实相当严重地存在着脱离群众的弱点。这个现象推动革命作家从只是由原则上承认大众化，进而认识到解决这一课题的迫切性，他们开始探索实现大众化的具体途径。与此同时，列宁的文学应该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艺术是属于人民”的思想介绍到中国，在革命文艺界广泛传播（注：列宁的这些意见，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以及与蔡特金的谈话）。列宁的这一思想透彻地揭示了文艺大众化的根本意义。尽管当时革命作家并没有都充分领会其中的深刻含义，他们仍然从中得到了很多启示。举凡这些，都促成了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发生。

　　一九二九年三月，林伯修（杜国痒）在《一九二九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注：《海风周报》第12号，1929年3月23日）一文中，指出大众化是“普罗文学底实践性底必然的要求”。他引用和阐明了列宁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学必须为劳动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注：这段话见列宁与蔡特金的谈话（蔡特金：《回忆列宁》），此处引文据《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的译文；林伯修的译文，文字与些略有出入）的意见，认为其中包含了“普罗文学底大众化问题底理论的根据”。

　　这是第一篇具体论述文艺大众化的论文。同年年底，大众化问题开始引起较多作家的注意，并于一九三〇年春“左联”成立前后，展开第一次讨论。《大众文艺》上刊载了不少讨论大众化的文章和座谈会记录，《拓荒者》、《艺术》等刊物也发表了一些论文。当时，使革命作家感触最深的是革命文学作品不为工农读者所理解和喜爱，而含有封建毒素的通俗文艺却在工农群众中大量流行。讨论的中心因而便集中在如何写出“能使大众理解——看得懂——的作品”（注：冯乃超：《大众化的问题》，《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1930年3月1日）。正如郭沫若所概括的，“大众文艺的标语应该是无产文艺的通俗化”（注：《新兴大众文艺的认识》，《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

　　根据这一要求，在不妨碍革命文学所要表现的新内容的前提下，利用旧的、为大众所熟悉的文艺形式的任务被提了出来（注：参见洪灵菲在文艺大众化座谈会上的发言（《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和沈端先《文学运动的几个重要问题》（《拓荒者》第1卷第3期）等文），虽然也有人对旧形式能否表现新内容感到怀疑（注：叶沉（沈西苓）：《戏剧运动的目前误谬及今后的进路》，《沙仑》第1卷第1期，1930年6月）。与这同时，文学语言的改革，“把文改为话”，力求生动易懂的问题也引起了注意（注：参见沈端先在文艺大众化座谈会上的发言（《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和田汉在大众文艺第二次座谈会上的发言（《大众文艺》第2卷第4期）。）；通俗化被理解为是实现大众化的关键。鲁迅在《文艺的大众化》一文中，指出“文艺本应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够鉴赏”，“倘若说，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么，推论起来，谁也不懂的东西，就是世界上的绝作了。”对于把艺术置于民众之上的错误观点作了有力的批驳。

　　鲁迅认为“现今的急务”，是“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他又指出限于客观条件，当时还只是“使大众能鉴赏文艺的时代的准备”，要彻底实现大众化，“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注：《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事实的发展，证明这是一个清醒而且深刻的认识。在讨论过程中，“左联”成立，决定设立文艺大从化研究会以负责这一工作。这次讨论，正式提出革命文学大众化的任务，引起比较普遍的注意，但许多问题还没有接触，许多问题还没有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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