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语丝等社团流派和闻一多等人的创作

语丝等社团流派和闻一多等人的创作(1)

　　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而外，在众多的文学社团中，创作活动上曾经产生过一定影响的，还有语丝、未名、沉钟、新月等社团。

　　《语丝》“周刊上的文字，大抵以简短的感想和批评为主”（注：《发刊词》，载《语丝》创刊号）。它曾设“随感录”、“闲话”等栏，针对时弊，登载大量杂感，也发表过不少散文和其他作品。对于这些文体的倡导，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因而有“语丝派”之称。被称为这派“主将”的鲁迅，除在周刊上发表过《高老夫子》、《离婚》等小说外，还写了后来收在《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里的许多杂感以及散文诗《野草》。在鲁迅的支持和影响下，《语丝》注重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形成了一种“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注：鲁迅：《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的战斗特色。

　　在一九二四年末因驱溥仪出宫而跟“遗老遗少”们进行的斗争中，在一九二五年“五卅”之后动员舆论反对日、英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在一九二六年揭露段祺瑞政府“三一八”血腥屠杀的斗争中，《语丝》一直站在进步阵营方面。以鲁迅为首的钱玄同等社员以及刘半农、郑振铎、朱自清等社外进步作家均曾撰文，参加对反动势力的讨伐，配合了当时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在揭露《现代评论》经济上受军阀政府津贴、政治上取媚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方面，《语丝》的袭击尤为猛烈。

　　正是从这一系列斗争中，刊物本身也形成了一种以文艺性短论和随笔体散文为主要形式，风格泼辣幽默的“语丝文体”。语丝社成员一部分发表在早年的《晨报副刊》和稍后的《京报副刊》上的文字，风格也大都与此相近。即如孙伏园的散文《南行杂记》、《长安道上》等篇，名为游记，仍以描摹世态人情为主，记叙中夹着议论，对腐败污浊的社会现象多所抨击，极少山水景物的单纯描写。语丝社这种注重社会批评的文体，为后来“左联”时期战斗性小品文的发展开了风气。

　　但《语丝》上也还有另一种倾向，即周作人所提倡的风格冲淡、内容空疏的小品文。周作人（1885—1968）对于文学很早就抱着聊以消遣的想法，自说只求“在文艺里找出自己的心情”，“此外并无别的目的”（注：周作人：《自己的园地·序》）。他写了大量散文。从《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到一九二七年编定的《谈龙集》、《谈虎集》，在这些早期的散文集里，尚有不少文字（如《碰伤》、《沉默》等篇）能够在闲话清谈的形式中暗寓讥刺，在即兴随缘的外衣下隐含愤懑，表现了发扬个性、反对压制、不满军阀统治、嘲讽传统道德的内容。

　　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消极的篇什，露出了“五四”浪潮过后由于政治上不断后退而发展起来的调和妥协的倾向：一反“五四”初期具有一定进步倾向的“平民文学”主张，转而认为“从文艺上说来，最好的事是平民的贵族化”（注：《自己的园地·贵族的与平民的》）；与林语堂互为呼应地提倡“中庸”与“费厄泼赖”（注：《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语丝》第54期）；表示不屑“跟着街头的群众去瞎撞胡混”，宁可“在十字街头造起塔来住”（注：《十字街头的塔》，《语丝》第15期）。

　　而在《夏夜梦》、《托尔斯泰的事情》等文中，公然歪曲和攻击苏俄的产品分配制度、出版物审查制度、无产阶级及其阶级斗争的理论。他的随笔体散文（《雨天的书》、《泽泻集》是其代表）大都跳不出身边琐事的圈子：“谈酒”、“喝茶”、“苦雨”、“怀旧”、“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技巧娴熟而意味消沉。《过去的生命》集中所收早年的白话诗，较多表现“五四”前后知识分子的苦闷与思索，其代表性作品如《小河》、《歧路》等曾在发表时产生较大影响，但其总倾向亦如作者自述：“与我所写的普通散文没有什么不同。”（注：《过去的生命·序》）“三一八”死难烈士的血并没有真正激发起周作人的正义感，和鲁迅的不满于请愿而要求更猛烈的斗争不同，他只得出了爱国群众乃“不自主地被毁于无聊的请愿里”的污蔑性结论（注：《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语丝》第72期）。“四一二”以后，周作人变本加厉地追求闲适，迷恋骸骨，弄骨董，选“笑话”，在风沙扑面的时代里提倡“闭户读书”的哲学，以与左翼文艺阵营相对抗；引朋结帮，制造了大批消磨读者战斗锐气的精神麻醉品。周作人之从’语丝派”右翼而终于在抗战爆发后甘心附逆、堕落为民放罪人，正是他坚持背离人民的反动立场的结果。

　　《语丝》刊登小说不多，间或在这上面发表短篇的有冯文炳、许钦文等。冯文炳（废名，1901—1967）的短篇初刊于《努力》周报，而从发表于《语丝》的《竹林的故事》起，始显出特色。其作品多写乡村儿女翁媪之事，于冲淡朴讷中追求生活情趣，并不努力发掘题材的社会意义，虽不小说，实近散文。这种风格的形成，正是作者逃避现实斗争的结果。其初作如《讲究的信封》、《浣衣母》等，内容虽嫌贫薄，尚有某些进步倾向。

　　此后的作品如《桃园》和《枣》、《桥》等，却在周作人影响下，专写家常言谈琐事，忽视作品的思想作用，而以表现朦胧的意趣为满足，语言的雕琢也日趋生涩古怪，令人难于捉摸。这种迷离恍惚的情调，对于读者，正如鲁迅所说：“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且介亭杂文二集》）而已。

　　到一九二七年已出版了短篇集《故乡》、《毛线袜》和三个中篇的作者许钦文，亦写乡村人情世态，但与冯文炳颇为不同。早年发表于《晨报副刊》的作品，虽然技巧显得幼稚，人物形象也较为模糊，但《疯妇》以及《石宕》（注：载《莽原》半月刊第13期）、《元正之死》（注：载《语丝》第103期）诸篇，笔墨已伸向农村劳动者悲惨的处境。稍后的中篇《鼻涕阿二》失之拖沓，通过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女主人公菊花身世的描述，却又较为真切地表现了浙东农村的落后习俗和传统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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