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叶绍钧的作品

叶绍钧的作品(1)

　　文学研究会诸作家的创作中，最能代表其现实主义特色的，是叶绍钧（圣陶）的作品。

　　还在文学革命以前几年，叶绍钧就写过一些短篇（注：叶绍钧在1914、1915年间写的小说，有《穷愁》、《博徒之儿》、《姑恶》、《终南捷径》、《飞絮沾泥录》等。今《叶圣陶文集》第三卷中收有《穷愁》一篇）。据他自己所说，这是较多地接触外国文学、特别是受了华盛顿·欧文《见闻录》影响的结果。

　　这些小说，形式全用文言，题旨比较浅露；但它们以朴实严肃的态度，“多写平凡的人生故事”（注：《未厌居习作·过去随谈》），揭露黑暗现实而同情下层人民，已经显示出为他后来的作品更加充分发展了的一些特点。步入新文学界以前就能在生活经验和文字修养等方面有了一些准备，这是叶绍钧不同于“五四”时期一般作家的地方。

　　叶绍钧写白话小说开始于一九一九年，正是作者进一步受了新思潮洗礼之后。《隔膜》、《火灾》、《线下》这几个最初的短篇集中的作品，就都表现出鲜明的民主主义倾向。一部分作品直接描写了下层社会里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的不幸遭遇：有终生过着牛马生活的妇女（《一生》），有遭受沉重租税剥削的农民（《苦菜》、《晓行》），也有家境贫困无力读书的儿童（《小铜匠》）。

　　作者在写到他们时，虽然用的是朴素、平实的笔墨，却流露着对被压迫者的真挚同情。在《一个朋友》、《隔膜》、《外国旗》以及较后写成的《遗腹子》等另一部分作品中，作者集中了人们习以为常的一些陈腐可笑、或至令人窒息的社会现象，尖锐讽刺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下小市民的灰色生活以及他们的庸俗、苟安、自私、冷漠、作伪、取巧、守旧等劣根性。

　　作者后来曾经说过：“不幸得很，用了我的尺度，去看小学教育界（其实也是看待他当时接触到的社会生活——引者），满意的事情实在太少了。我又没有什么力量把那些不满意的事情改过来，……于是自然而然走到用文字来讽它一下的路上去。”（注：《未厌居习作·随便谈谈我的写小说》）正是这种对旧社会制度及其形形色色的分泌物采取“讽它一下”的态度，形成了叶绍钧作品那种冷隽的色调。但叶绍钧早年作品中也有一些并非冷隽地描写客观现实而是热烈地表现主观理想的。他把自己对于丑恶现象的不满而又无能为力的心情，寄托在“爱”和“美”的空想上，这就使作品（如《春游》、《潜隐的爱》等）蒙上了一层虚幻的色彩，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显露了较多的弱点。随着作者对生活的理解逐渐加深，这种情况稍后就有了改变。

　　由于叶绍钧早年曾经长期从事小学和中学教育工作，对当时教育界的情况以及人们的生活和精神面貌都非常熟悉，因此，他写得最多也最成功的，还是取材于这一方面的作品。《饭》、《校长》、《潘先生在难中》便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三篇。它们的主人公虽然都有忍让妥协、苟且偷安的弱点，仍有各自不同的鲜明个性。《饭》描写了一个在流氓手中讨生活的乡村小学教员，他已经落到经常挨受饥饿威胁的境地。作者对这个屈辱地挣扎着活下去的“小人物”，除批评他的怯弱外，也寄予了很大的同情。

　　《校长》描写了一个空有理想而又顾虑重重、不敢和旧势力作正面斗争的知识分子，真实地表现出了这个人物虽然知道前进方向却缺乏实践勇气的矛盾心理。在短篇的结尾处，作者只用了淡淡几笔，就恰到好处地点出了人物性格的根本特征。

　　《潘先生在难中》是为人熟知的优秀短篇，它生动地刻划了处于军阀混战期间一个卑怯自私、随遇而安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潘先生为了躲避战争的灾难和失业的危险，千方百计适应着多变化的环境。稍遇危难，立即张皇失措；一旦有了暂时的安宁，马上又忘其所以地高兴起来，甚至为统治者写起“功高岳牧”“威镇东南”的大匾。他永远在庸俗猥琐的生活中打滚，求那“差堪自慰”的满足，除了保存自己，别无原则。这种人是旧中国黑暗腐朽的社会制度的产物。作者的笔一直挖到了人物又酸又臭的灵魂深处，饶有深度地揭示出了形象的典型特征。这个短篇的成就，表明了作者对旧中国混乱倾轧局面下一般知识分子朝不保夕的生活遭际和卑琐自私的苟安心理，有着深刻的了解。

　　“五卅”革命高潮推动着叶绍钧，使他的作品在思想面貌上有了新的变化。《城中》、《未厌集》两集里的一些短篇，说明作者已开始关注现实斗争，并努力写出若干新的人物。不同于《饭》、《校长》等早期作品中软弱、妥协的知识分子形象，《抗争》里的小学教员郭先生，已经被步具有了集体斗争的意识。他所鼓动的联合索薪之举，虽然因反动当局的压迫和知识分子本身的散漫动摇而归于失败，但他终于从劳动者身上照见了新的希望。《城中》里回乡创办中学的丁雨生，也是一个受过新思潮洗礼、敢于跟旧势力斗争、性格比较坚强的人物。

　　《在民间》写了一些受革命潮流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情形，为当时的时代风貌和知识分子动向摄下了几个侧影。在一九二七年冬所写的短篇《夜》里，作者通过一个女儿女婿都被杀害了的老妇人的感受，揭露了反动派屠杀革命人民的血腥罪行。到作品结尾时，面对烈士遗孤，“她已决定勇敢地再担负一回母亲的责任”，正暗示出普通人民革命意识的新觉醒。如果说，叶绍钧早期作品主要是暴露批判了小市民和知识分子的灰色生活，那么，一九二五年以后他的作品不仅在批判方面更为深透有力（如《一包东西》），而且已经接触的历史现实，有意识地摄取与时代斗争有关的重大题材，刻划出斗争性较强的新人形象。这里的进步是显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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