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学革命初期的创作(2)

文学革命初期的创作(2)

　　有的诗作还暴露了作者立场上的问题，如《你莫忘记》一篇虽然揭露了乱兵扰民之苦，然而全诗总的倾向不是正面教人与军阀统治作坚决斗争，却是力图引导读者去得出“这国如何爱得！”的结论（注：原载《新青年》第5卷第3号，收集时曾有删改）。诗的结尾甚至说：“你莫忘记：你老子临死时只指望快快亡国：亡给哥萨克，亡给普鲁士——都可以，——总该不至——如此！”“愤激”至于如此，就撤去了国家民族的界限。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胡适早期虽然参加了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但反封建精神较为微薄，而与帝国主义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在新诗领域内所进行的活动，除文学形式上的“改良”而外，思想可取者是并不多的。

　　《新青年》成员中较早写新诗并且产生了影响的，还有沈尹默和刘半农。沈尹默（1883—1971）诗散见于四卷至七卷的《新青年》上。《人力车夫》、《宰羊》等篇慨叹人与人之间的不平，以旁观立场对苦难者寄以人道主义的同情。《鸽子》则托物寓意，表现了不依附于人、不愿任人玩弄的个性主义要求。

　　《月夜》里那个在霜风明月中与高树并立的“我”的形象，也显露了当时个性论者的精神特征。作者以运用旧诗音节入新诗见长，讲究构思，表现手法含蓄而耐人寻味。《三弦》一诗尤以意境别致和运用双声叠韵而造成节奏的抑扬顿挫，为当时读者所称赏。刘半农（1891—1934）作为“《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注：鲁迅：《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写过一些杂文，对封建势力和愚昧事物作了勇猛的攻击；而其主要的创作成绩，却在新诗方面。他对新诗的形式和音节作过多样的尝试和探索。《扬鞭集》里各种格式的短诗和长诗，较广泛地接触了社会现实。散文诗《卖萝卜人》（注：载《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和短诗《相隔一层纸》，揭露了豪富的暴行劣迹，为贫苦无告者鸣不平。《学徒苦》、《车毯》分别用古乐府或自由诗的体式，写出学徒与车夫的苦楚。

　　以民歌或民间口语写成的《拟儿歌》、《拟拟曲》等篇，更是下层人民生活的多方面的剪影。这些诗虽然深度尚嫌不足，但却鲜明地表现了作者当时那种关心现实、同情劳苦人民的民主主义倾向。值得注意的是，在另一些诗（如《铁匠》、《老牛》、《老木匠》）中，作者还塑造了一些体力劳动者形象，正面歌颂了他们的创造精神和纯真品格。长诗《敲冰》（注：载《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所表现的那种协力同心、奋斗不息、乐观进取的精神，也清楚地打着“五四”时代的烙印。在艺术上，他的诗比较平直，但有些作品以节奏旋律的谐和著称（如《教我如何不想她》、《一个小农家的暮》）。

　　刘半农还用江阴方言写了不少“四句头山歌”，编成《瓦釜集》。作者在《代自叙》中说：“集名叫做‘瓦釜’，是因为我觉得中国的‘黄钟’实在太多了。”因此，他要努力“把数千年来受尽侮辱与蔑视，打在地狱底里而没有呻吟的机会的瓦釜的声音，表现出一部分来。”这类民歌体作品中，有些确实比较充分地表达了下层人民的感情，如《人比人来比杀人》。作者在集后附记中还把民歌比作“永远清新的野花香”，愿意不断从中汲取养分。这些努力无疑是可贵的。他的作品之所以显得明朗、朴素，也是受了民间歌谣体影响的结果。

　　初期新诗的作者，还有《新潮》上的康白情和俞平伯，《星期评论》上的刘大白。康白情也在《少年中国》等刊物上发表作品。其诗集《草儿》，多收“别情诗”和“纪游诗”，如《送客黄浦》、《日观峰看浴日》、《江南》、《庐山纪游三十七首》等。这些诗的特点是写景细致，设色清丽，较多地显示了白话诗活泼清新的长处；但因缺少锤炼，不少诗只成为散文的分行排列。

　　一些哲理诗也一味说理，缺少诗意。格言式的《律己九铭》里，所谓“我要做就是对的；凡经我做过的都是对的”，则是个人主义思想在其诗作中的具体表露。康白情也有少量以劳动者为题材的作品，但资产阶级立场和生活上的隔膜只能使他把形象歪曲，所谓《女工之歌》，实际上成了通过工人之口对资本家“恩惠”的歌颂。俞平伯最初的诗集为《冬夜》，色调凄清苦涩。作者不满旧社会的压抑，希望摆脱命运的捉弄，对于“象猫狗一般的死去”的劳动者怀着同情（注：《冬夜·无名的哀诗》），但自我力量的微弱，使他时有空虚茫然之感。

　　冬夜景象的凄冷（《冬夜之公园》），春日枯坐的孤寂（《春里人底寂寥》），秋风摇落里的低回（《凄然》），便都是这种情绪在不同诗中的流露。一九二二年以后的《西还》集中，人生多难的感叹更有增长；至于诗集《忆》，则已由永恒之“爱”的追求转向童年生活的缅怀去了。俞平伯曾长期受过旧诗词曲的熏陶，在他诗中，从词语、音律到表现手法，都可以看到这种影响。

　　作者后来以主要精力从事小品文写作，《杂拌儿》一二编、《燕知草》等集中便有不少细腻而含点涩味、闲适而不免感伤、被称为“青果”似的篇章，它们很少触及重大理实问题，但在艺术上，较之作者所写的诗显然有了成长和发展。同样带着从旧诗词蜕化出来的痕迹的，是刘大白（1880—1932）的新诗集《旧梦》（后来重编为《丁宁》、《再造》、《秋之泪》、《卖布谣》四集）。但不同于俞平伯的诗作蕴藉苦涩，这些诗晓畅而“少含蓄”（注：《〈旧梦〉付印自记》）。三五行的小诗，在集中占了很大部分；它们大多是带有消极内容的关于“人生之谜”的思索、议论，如：“明明镜在花前，为甚花又在镜里？明明水在月下，为甚月又在水里？明明人在梦中，为甚我又在梦中人底梦里？”（注：《泪痕》三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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