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阿Q正传》(2)

《阿Q正传》(2)

　　普遍性体现在特殊性里。典型性格越是具体深刻，也便越带有普遍性；阿Q的“精神胜利法”越是具有农民阿Q本人的特点，也便越能够取得广泛的社会讽刺的效果。这是因为：只有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吻合于他的阶级地位、生活经历和个性习惯，他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使读过《阿Q正传》的都在脑海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一旦遇见具有类似精神现象的人——尽管在根柢里存在着很大区别，也会立刻想起阿Q，立刻不自觉地叫出阿Q的名字来。艺术典型在普遍性上所引起的广泛影响，决不会也不需要损害它原来的属性。

　　小说从第七章起，描写阿Q性格在革命到来以后的某些变化，这种变化紧紧地扣住农民阿Q的特点，进一步证明了惯于使用“精神胜利法”的阿Q作为农民典型的不可更易的意义。正当他在生活中处处碰壁，快到“末路”的时候，革命党要进城的消息传来了。阿Q原来认为革命就是造反，造反就是与他为难，一向表示“深恶痛绝”。

　　现在看到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居然这样害怕，未庄的人居然这样慌张，便不免对革命“神往”起来。他想：“革命也好吧，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和“精神胜利”不同，阿Q这个时候的感受完全具有现实的根据：向来骄横霸道的赵太爷换了一副面孔，怯怯地迎着他低声叫“老Q”；赵白眼也改口称他“Q哥”，想从他这里探听“革命党的口风”。这些都使阿Q感到新鲜和高兴。在革命的风暴面前，小说准确地勾画了各阶层人物的情绪和动态，严格地依照生活本身的逻辑和人物性格的逻辑写出了阿Q要革命的阶级特点。阿Q是从被剥削者朴素直感去欢迎革命的。

　　鲁迅没有忽视这种革命性，也没有夸大这种革命性。阿Q觉得造反有趣，又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在他的想象中，革命党都穿着“白盔白甲”，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革命之后，赵家的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还有钱家的桌椅，都搬到土谷祠里来；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阿Q对革命的认识固然十分幼稚，十分糊涂，但由于这种想法里充满着农民式的均分思想和复仇情绪，却又的确反映了农民阿Q具有改变自己生活地位的迫切要求。

　　鲁迅看到农民是一个被剥削的阶级，他们本身存在着许多缺点，不觉悟，不团结；同时也看到农民是一个要革命的阶级，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阿Q真心向往革命，在他身上始终潜藏着革命的可能性。

　　毛泽东同志说过：“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1卷第16页）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忽视了农民的要求，没有把农民自发的革命热情加以发扬和引导，相反地，却让封建地主篡夺了革命的果实，扼杀了农民的要求。它把皇帝赶下龙廷，却没有给广大人民以任何实际的利益。对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情形，小说也有真实的描写。革命党进了城，却不见得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举人老爷当了民政帮办，带兵的还是先前的老把总。

　　在未庄，赵秀才便同曾经出过洋的地主阶级里资产阶级化了的假洋鬼子串通一起，抢先向革命投机，挂出了“咸与维新”的招牌，而真正倾向革命的阿Q，曾经鼓起勇气去结识假洋鬼子，假洋鬼子却扬起了“哭丧棒”，不准阿Q革命。赵家的抢案发生后，“做革命党还不到二十天”的把总老爷，为了维持自己的威风，把阿Q抓了去，当作抢犯，当作“惩一儆百”的材料枪毙示众。正如稍后短篇《示众》所描写的一样，十五年前在仙台幻灯画片里见过的围看杀人的镜头，在小说结尾处作了具体的描写，说明人民的精神麻木现象深深地楔入了鲁迅的心坎，使他永远感到痛心。小说这个“大团圆”的结局的阿Q的悲剧，同时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剧。

　　和鲁迅其它描写农民的小说相比，《阿Q正传》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写出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并且直接联系到农民群众要求解放的问题。辛亥革命的命运是和阿Q的命运紧密地联系着的，阿Q被送上法场，辛亥革命也同时被送上了法场，枪声一响，这个革命的生命便和阿Q的生命一起结束了。这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对现实的宣判。

　　周扬在谈到《阿Q正传》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辛亥革命没有给农民以真正的利益，没有依靠农民，启发他们的觉悟性和积极性，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这就注定了辛亥革命的必然失败。在这里，鲁迅对于农民的弱点方面的批评，同时也正是对于辛亥革命的一个严正的历史的评判。”（注：《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人民文学》1954年5月号）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初阶段，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社会还缺乏透彻了解，“五四”当时“到民间去”的口号，并未引起一般知识分子对农民状况的认真研究。鲁迅以其长期以来深刻的观察和沉痛的感受，通过艺术描绘，让人重温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虽然他较多地注意到群众的落后方面，但就此提出的启发农民民主主义觉悟的问题，客观上却有重大的意义。

　　鲁迅当时还没有找到、因而也不能够明确的指出人民达到幸福生活的具体道路，却始终站在被压迫人民这一边，站在农民这一边，确信农民有权利过合理的生活，因而也有权利做革命党来争取这个合理的生活：“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注：《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在鲁迅的严峻的现实主义原则里，这里又反映了他的历史乐观主义的精神。阿Q这个人物自从在鲁迅笔底出现以后，一直成为具有类似精神现象的人的代名词，时时挂上批评者的口头，得到了普遍的运用。

　　罗曼·罗兰和法捷耶夫曾经极口称道阿Q这个形象的生动与深刻的意义。法捷耶夫还说：“鲁迅，是短篇小说的名手。他善于简短地、清楚地，在一些形象中表达一种思想，在一个插曲中表达一件巨大的事变，在某一个别的人物中表达一个典型。”（注：《关于鲁迅》，《文艺报》第1卷第3期，1949年10月25日）这不是一般的评价，而是一个具有丰富的革命文学创作经验的作家，从自己的实际体会中总结出来的对于鲁迅小说的印象，以之说明《阿Q正传》的创作特点也是非常确切的。小说到现在为止已经有近四十种不同文字的译本，阿Q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不朽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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