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呐喊》、《彷徨》(4)

《呐喊》、《彷徨》(4)

　　早在一九二三年，茅盾在评论《呐喊》的时候就说：“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注：《读〈呐喊〉》，原载1923年10月8日出版的《文学》第91期，署名雁冰。后收入台静农编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及李何林编的《鲁迅论》）后来鲁迅在谈到自己创作的时候，以为《彷徨》的技巧要比《呐喊》“好一些”，较为“圆满”（注：在《〈自选集〉自序》和《〈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有过同样的表示）。这些都说明一个伟大作家——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在艺术上毫不懈怠的探求，从辛勤的实践里给人以多样的启发。

　　鲁迅小说富于独创性，具有非常突出的个人风格：丰满而又洗练，隽永而又舒展，诙谐而又峭拔。这种风格的形成又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中外古典文学的涵养。鲁迅佩服中国传统艺术精深朴素的表现，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国现实主义创作也给了他很大的影响。在谈到中外作家创作艺术的时候，他称道了“画眼睛”和“勾灵魂”的方法，认为作家需要以极省俭的笔墨，集中地写出人物的性格特征来，“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他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人物的外貌不重要。

　　鲁迅是主张艺术形象应该做到“形神俱似”（注：可参考《坏孩子和别的奇闻》的《译者后记》，《鲁迅译文集》第4卷第466页）的，不过在他看来，一个高明的作家在塑造人物的时候，“几乎无须描写外貌，只要以语气，声音，就不独将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便是面目和身体也表示着。”（注：《集外集·〈穷人〉小引》）这些意见有助于对鲁迅自己的作品的理解。

　　鲁迅擅长于画龙点睛的手段，寥寥几句，既写出了人物的思想和感情，也写出了人物的面目和身型，并且给人以非常强烈的印象。无论是陈士成的“含着大希望的恐怖的悲声，游丝似的在西关门前的黎明中”震荡，或者是魏连殳的突然的长嚎，“象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再或如祥林嫂临死之前，“消尽了先前的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却还执拗地提出了地狱有无的疑问。这些描写都深入人物的精神世界，使艺术形象活了起来。

　　尽管鲁迅笔底许多人物的命运都很暗淡，而小说通过人物传递给读者的感情却又十分郁勃，使人读了之后，无法平静也不能忘怀，油然兴感地愿意去改变这些人曾经走过的生活的道路。“画眼睛”和“勾灵魂”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增强了艺术感染的力量：“因为显示着灵魂的深，所以一读那作品，便令人发生精神的变化。”（注：集外集·〈穷人〉小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还要求自己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注：《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

　　在涉及自己艺术手法的时候，鲁迅又作了这样的解释：“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不说来》）鲁迅在这里反对的是拖带和唠叨，并非绝对地排除陪衬。

　　在有些短篇里，他也偶尔写到背景，例如《风波》里的农村晚景，《社戏》里的水乡夜色，却又清新明远，仿佛美丽的水墨画一样。他写的对话往往和动作相呼应，在极经济的笔墨里曲折地传达出人物的身分和神情，例如《端午节》里方玄绰听到学校催交学费，向太太发话时的口气；《鸭的喜剧》里爱罗先珂傍晚回来，孩子们抢先报告小鸭吃掉了科斗时的稚态，莫不声态毕现，恰到好处。这些都和中国古典艺术的传统手法有关。

　　作为短篇小说艺术构思的特点，鲁迅把孔乙己的全部行动放到一个酒店小伙计的眼里来描写，《明天》从红鼻子老拱一句话——“没有声音，——小东西怎了？”开始，以及《示众》的完全运用画面似的速写构图，则又大抵采取外国文学的长处，经过溶化铸冶而具备了民族的特色。鲁迅小说里的每一个人物，都使人觉得他们的确是中国人，真实地反映了某个历史时期某些不同的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在这点上，又表现了一个严峻的现实主义作家的风神和气质。

　　除些之外，鲁迅还善于通过高度的概括，从平凡的生活里提炼出不平凡的主题，以达到“揭出病苦，引起疗救”（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的目的。鲁迅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他在评论《红楼梦》的时候，曾经称道这部小说“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甚至认为象《聊斋志异》的写畸人异行，鬼怪狐妖，长处也在“出于幻域，顿入人间”，这才做到了“读者耳目，为之一新”（注：《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要求艺术创作给人以新鲜的印象，同时又说明新鲜的意义不在于逞奇猎异，而在于深入生活的本质，因此提出了“选材要严，开掘要深”（注：《二心集·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的主张。他自己，在开始创作之前，对中国社会和历史作过分析，在许多问题上怀有真知灼见。他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又严格地遵守着创作的信条：“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注：《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锤炼了和深化了他的观察力。这样，他便有可能从历史发展的高度上概括生活的现实，从常见现象里开掘出内涵的意义，道人之所未道，使作品具有深厚的内容，表现了动人的思想力量。

　　鲁迅的部分小说之所以给人以“重压之感”（注：《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一方面，固然是他没有找到马克思主义之前艰苦探索的思想痕迹，另一方面，也确实是这个正在蜕变中的古老民族痛苦经历真实的写照。“重压之感”不但并不意味着消沉，而且往往加深了读者的感受。在鲁迅的作品里，无论是鞭挞还是激励，是唾弃还是期待，他的笔墨始终没有离开社会现实的问题。《呐喊》和《彷徨》通过具体的人物和事件，整整地写出了一个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封建势力虽然日趋崩溃而暂时还很强大，人民群众灾难深重而尚未普遍觉醒，知识分子在追求中充满着怀疑与希望。虽然近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在鲁迅的作品里没有得到反映，但他还是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出发，对中国革命力量作了深入的巡视和考察。他宣判了封建势力的死刑，揭示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要求知识分子摆脱“空虚”和“动摇”，改造自己的思想和生活，同时对农民寄予殷切的希望。出现在他小说里的农民即使落后，却仍然在苦难中保持着坚韧的性格，深厚地蕴藏着一种终将爆发的革命的潜力。

　　由于鲁迅的现实主义植根于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时时自觉地与革命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因而在严峻的现实解剖中不断地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芒。和过去时代的任何现实主义相比，鲁迅的现实主义作品显然具有更高、更新、更深刻、更清醒、更富于战斗力的特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在鲁迅创作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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