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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复古派的斗争和新文学统一战线的分化(4)


  “五四”以后日趋激烈的阶级斗争——特别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参加者都是严重的考验。新文化运动主要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在持续不断的斗争中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李大钊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早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以及党成立后的反帝反北洋军阀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于一九二七年被北洋军阀杀害。陈独秀虽然在“五四”以后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并在党成立后担任领导职务,但其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在斗争中,他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路线,使革命遭到严重挫折;后来终于堕落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完全背叛了党和革命。“五四”时期的许多新文化和新文学社团,由于其成员在革命问题上所持的不同立场,同样起了程度不同的分化。少年中国学会中的马克思主义拥护者与国家主义者于一九二一年后就逐渐分裂。国家主义者曾琦、左舜生等人创办了《醒狮周刊》,进行反共宣传。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向导》周报、《中国青年》等刊物,驳斥了他们以“全民革命”为幌子而反对阶级斗争的谬论,并揭露其与国民党右派同流合污的反动面目。

  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等文学社团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也出现了从内部分裂的现象。创造社的主要成员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后参加了实际革命斗争,并积极倡导革命文学运动;张资平等则经不住激烈斗争的考验,走向堕落和反动。文学研究会的沈雁冰等在革命或进步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但也有不少人在一个时期内对革命采取观望、冷漠的态度;这个社团的发起人之一、后来又成为“语丝派”的主要人物之一的周作人,终于背离了初期的斗争,由思想保守而至于政治堕落。在新文化和新文学统一战线的分化过程中,鲁迅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革命派方面,向着形形色色的敌人冲锋陷阵,到“四一二”事变之后,终于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

  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总要在它的内部产生对立物,使原来似乎是统一的东西发生分裂。由“五四”文学革命所建立的新文学统一战线的逐步分化,是激烈而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文学领域内的反映。经过斗争,固然胡适及其他资产阶级右翼文人脱离了统一战线,但新文学队伍的革命性和战斗性却大大加强。

  鲁迅说得好:“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注:《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1930年3月。)事实也确是如此。在新的形势下,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文学运动的影响不断加深。愈来愈多的进步知识分子加入了进步文学阵营,这就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开展和新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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