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新文学社团的蜂起和流派的产生

新文学社团的蜂起和流派的产生(1)

　　一九二一年以后，新文学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新起的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文艺刊物在各地纷纷出现。新文学从一般革新运动中分离出来而形成独立的队伍，并孕育出不同的流派。创作数量增多，质量也有进展。“五四”启蒙阶段内开放的文学革命之花，至此结出了更多的果实。

　　倡导时期并无专门的文学社团。高举“文学革命”旗帜的《新青年》以及继起的《新潮》、《少年中国》，都是综合性的刊物。新的文学社团和纯文艺性的刊物是从一九二一年才开始出现的。这年一月，由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耿济之、郭绍虞、周作人等发起的文学研究会，正式成立于北京。

　　他们把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经过革新、由沈雁冰接编的《小说月报》（自第十二卷第一号起）作为自己的会刊（至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第二十二卷第十二号止，不计号外，共出一百三十二期），还陆续编辑了《文学旬刊》（上海《文学旬刊》自一九二一年出到一九二九年第九卷第五期止，共三百八十期；八十一期起改名《文学》，每周一期，第一七二期起又改名《文学周报》，始脱离《时事新报》，单独发行。北京《文学旬刊》自一九二三年出到一九二五年，共八十二期）、《诗》月刊（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共七期）等刊物，出版从书近百种。随着会员人数的发展，除北京、上海两地外，他们又在广州、宁波、郑州等地设立分会，分会在当地也出有刊物。紧接着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一九二一年七月，留学在日本的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成仿吾、郑伯奇、张资平等组成了创造社。

　　他们先在国内（上海）出版丛书，次年起又先后创办了《创造》季刊（一九二二年五月至一九二四年二月，共六期）、《创造周报》（一九二三年五月至一九二四年五月，共五十二期）、《创造日》（《中华新报》附发，一九二三年七月至十一月，共百期）、《洪水》（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间两次出刊，包括增刊共三十八期）、《创造月刊》（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共十八期）、《文化批判》（一九二八年一月创刊，被查封后改出《思想》月刊，各出五期）等刊物十余种。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是最早成立的两个新文学社团，它们的出现，标志着新文学运动发展到了开始形成独立队伍的阶段。

　　此后几年里，更多的文艺社团和刊物在全国各地涌现。据《星海》一书辑录的资料，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三年，全国出现大小不同的文学社团四十余个，出版文学刊物五十二种。而到一九二五年止，已经出现的文学社团和刊物，据茅盾统计，各“不下一百余”（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它们几乎遍布各大中城市，其中比较活跃的，在上海有欧阳子倩、沈雁冰、郑振铎等发起的民众戏剧社（出版《戏剧》月刊），胡山源等组成的弥洒社（出版《弥洒》月刊及创作集），田汉所办的南国社（出版《南国》半月刊），高长虹等先后活动于京沪两地的狂飚社（两度出版《狂飚》周刊）；在杭州有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汪静之一九二二年即已组成的湖畔诗社（出版《湖畔》等诗集和刊物《支那二月》）；在长沙有李青崖等组织的湖光文学社（出版《湖光》半月刊）；在武昌有刘大杰等组成、受到郁达夫支持的艺林社（出版《艺林》旬刊）；在天津有赵景深、焦菊隐等组织的绿波社（先后出版《诗坛》、《绿波》旬刊和《小说》）；在北京，则有鲁迅、孙伏园、钱玄同、川岛、周作人等组成的语丝社（出版综合性而以文学为主要内容的《语丝》周刊）。

　　杨晦、陈炜谟、陈翔鹤、冯至组织的以浅草社为其前身的沉钟社（继《浅草》季刊及上海《民国日报》附发的《文艺旬刊》之后，出版《沉钟》周刊与半月刊，并发行丛书），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等在鲁迅主持下组织的未名社（先与原狂飚社成员合办《莽原》周刊和半月刊，后独编《未名》半月刊，并出版“未名丛刊”、“乌合丛书”和“未名新集”三种丛书），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胡适、陈源等组织的新月社（成立后最初两年内未办专门的文学刊物，社员以《现代评论》、《晨报副刊》为活动阵地，至一九二六年借《晨报副刊》创办《诗刊》、《剧刊》，后又出版《新月》月刊）。

　　这些为数众多的文学社团，其成员多为青年学生和职员，除小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外，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中有些已开始接受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它们活动的时间久暂不一，有不少团体和刊物产生之后旋即消失，思想倾向更是各不相同，但总的说来，仍然对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正如茅盾后来所说：“这几年的杂乱而且也好象有点浪费的团体活动和小型刊物的出版，就好比是尼罗河的大泛滥，跟着来的是大群的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他们在那狂猛的文学大活动的洪水中已经练得一副好身手，他们的出现使得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顿然有声有色！”（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新文学社团和刊物在知识青年中如此竞起兴办、蔚然成风，确是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五年前后我国文化界的一种突出的现象。这种状况之所以出现，首先与当时国内政治形势和社会现实有关。由于帝国主义特别是美、英、日三国在欧战结束后重又加紧侵略，各自扶植其在中国的代理人，“五四”之后的一个时期里，中国重复陷入连年混战的局面。

　　皖、直、奉各系以及南方的一些军阀之间，相继发生战争，民族工业发展迟滞，农村经济凋敝，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七月成立以后，开始从事工农群众运动，并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专心一志地致力于革命力量的积累和准备，因此在“五卅”斗争爆发以前，轰轰烈烈的大规模革命高潮没有出现。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和沉闷的政治气氛，许多经受“五四”新思潮冲击、怀着美好希望觉醒过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深深地感到失望和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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