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3)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3)

　　《每周评论》用特大标题刊出了“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专页，转载当时许多报刊支持新文化运动的言论。蔡元培在答复林纾指责新文化运动的公开信中，宣称“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这种“兼容并包主义”，虽然属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范畴，但在军阀政府言论封锁的情形下，却有利于新思潮的传播。鲁迅则以一系列杂文讽刺和打击守旧派。在“五四”前夕的这一场新旧思潮的激战中，新文化统一战线充分显示了它的积极作用。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月，以巴黎和会拒绝中国人民收回山东主权的正义要求为直接导火线，在北京爆发了空前未有的爱国示威运动。六月三日以后，上海工人举行大罢工，工商界也罢市。爱国浪潮迅速波及全国，形成全国范围的革命风暴。在巴黎的华侨工人和留法学生也坚决响应。军阀政府慑于广大群众的威力，被迫释放示威中逮捕的学生，撤除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在巴黎和会上不敢签字。

　　这就是使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军阀为之震惊的“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59、660页）。从此，中国无产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揭开了。

　　经过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声势进一步扩大，以各种实际行动参加或支持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新的社团、报刊风起云涌。早在一九一八年即已组织“新民学会”、团结湖南革命知识分子展开反军阀斗争的毛泽东同志，“五四”后不久又创办《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宣传依靠人民群众进行彻底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思想，宣传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虽然这一刊物仅出版五期就被军阀查封，但在湖南和长江流域各地发生了相当大的革命影响。

　　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在北京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出版《少年中国》月刊，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先后在南京、成都和日本的东京等地设立分会，又出版分会刊物《星期日》、《少年世界》等。参加学会的成员有马克思主义拥护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在刊物上所宣传的观点是很不一致的；但学会团结了不少知识分子，做了许多有益于新文化新文学传播的工作。

　　在上海，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所指导和支持的刊物《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也出现于“五四”高潮中。《星期评论》以介绍世界和中国的劳动运动著名，客观上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但也散布了不少反社会主义言论。《觉悟》宣传了比较彻底的民主革命思想，反对旧道德和旧文学，并且在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推动下宣传了马克思主义。

　　此外，团体如周恩来等在天津成立的“觉悟社”、恽代英等在武昌成立的“利群书社”，刊物如《新生活》周刊、《曙光》月刊、《新社会》旬刊，也都团结和影响了许多热烈追求新思潮的青年知识分子，其中“觉悟社”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还在反对北洋军阀的实际斗争中起过重要的战斗作用。据有人统计，“五四”后一年之中出现的新报刊达到四百种之多，尽管它们思想立场各不相同，但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色彩。这正表明“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极为广泛的群众性，也表明文化运动已日益与政治运动相结合。

　　五四运动后，民主和科学仍然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帜，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已形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宣传介绍在“五四”后占了最显著的地位。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新青年》及其它刊物，积极宣传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论。《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在李大钊主持下登出了大量评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刊载了他自己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他接着分别在《新潮》和《新青年》上发表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也在进步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李大钊发起倡导下，一九二〇年三月，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新青年》本身的思想倾向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七卷第一号（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已发表宣言，反对“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希望消除“虚伪的、保守的”、“阶级的、因袭的”、“少数幸福的现象”，表现了朦胧的社会主义倾向。到一九二〇年以后，随着主编陈独秀思想发生变化（当然，转变后的陈独秀也并不真是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

　　当时的军阀政府将马克思主义污蔑为“过激主义”，多次通令禁止，但这并没有吓退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也遏制不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除《新青年》和上述《每周评论》、《湘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之外，《晨报副刊》、《曙光》月刊、《新社会》旬刊等许多刊物都宣传过社会主义。此后，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相继成立，社会主义宣传更加深入。

　　上海的共产主义者创办了《共产党》月刊，介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书，先后在中国出版。一部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有组织地到上海、长辛店、汉口、长沙等工人集中的地区进行实况调查，并从事社会主义的通俗宣传，这就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作了准备。

　　然而，“五四”时期流传的社会哲学思潮是异常复杂的，在马克思主义广为传播的同时，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以及一些在社会主义幌子下的反动社会学说，都蜂拥而来。《少年中国》曾发表文章，主张先逃到深山野林造个新社会，再去“援救”旧社会，带有浓重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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