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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他叫什么名字?是哪儿的人?”辛凤鸣插嘴问了一句。“他叫苟润田,是铁路西南苟庄人。原先在满城干,因为坏得流了油,保满支队净指名点姓地找他。他觉得实在不能呆了,才花了个钱,在清苑弄了个警长的缺。乍来到大冉村,还和联络员们点头哈腰,说些天官赐福的话。狼到底是狼,日子一长,就显了原形。你们知道,大冉村南头,有个长年流水的金线河,鬼子为了过汽车方便,大大前年抓人修张保公路,也就修了座木头桥,起个名叫“惠民”桥。实际上是座毁民桥。桥两头各蹲个大炮楼。警备队在桥南,鬼子、黑狗在桥北。分两头占着。这座毁民桥,可成了哈叭狗吐金冒银的聚宝盆。

  他在一撮毛跟前一嘀咕,关卡设上了,“修桥补路”捐也就敛起来。有钱要钱;没有钱留东西,除了拾大粪的,真是见什么要什么。连卖菜的上冉村赶集去,也得留下两捆作抵押。人们给他起个名,叫雁过拔翎的能手。就是荞麦皮,他也要挤四两油。这东西还净办些笑里藏刀的缺德事。他跟谁都是嘻嘻哈哈像个喜神,哪知脚底下净使扫膛腿。去年,连雨天,摸摸哪里,都是潮的,谁家做饭也没有烧的。乡里乡亲的一撺掇,套上三辆大车,上城里去拉煤。一去,擩上几个钱,过去了;等回来,正好碰上哈叭狗在桥头上,事也就跟着来了。

  他跟日本人一捅鼓,连人带车都给扣了起来。晚上,一撮毛亲自审问,非说拉的煤是给八路军修械所送的。不承认就动刑过热堂。六个人,个个打得皮开肉绽。你们说,这不是飞来的横祸?村里明知是他冒的坏,还得花钱送礼,托他这个人情。有罪无罪,是他一句话;关起来,放出去,单凭他的舌头一鼓蠕。他打了你,骂了你,吃了你,花了你,还要向你卖弄:‘不是我姓苟的出名打硬保,这几个人都得送进宪兵队,那……死不了也得脱层皮。’他就是那么坏。”“这个坏劲,能跟刘魁胜、侯扒皮拜盟兄把弟。”贾正听到哈叭狗办的坏事,也就联想到另外的两个坏人。

  “对,对。这仨人是黄杏熬北瓜,一色货。用不到同志你说,老百姓早把他仨拴到一堆啦。我刚才念叨的,只不过粮食堆里的一个谷子粒;要查起来,我这里就记上了半本。”李洛玉一边说着,就将右手伸进怀里摸。一个油布裹的、比巴掌大点的包包,从怀里掏出来。他慢慢地打开包裹的油纸,里面是个三寸多长、二寸多宽,毛边纸订的小本本。他平平地放在桌上:“事忙先写帐,谁有笔?借我用下,把今天哈叭狗、一撮毛的帐记上。”

  魏强忙将去冬护送男女干部过铁路时,在石庄村北捡的那支钢笔从衣袋里拿出来,拧开,递给他。

  钢笔是桔黄色;笔帽上,缠绕两道耀眼的金箍;镀金的笔卡子,在正面镂有几个外国字码;黄澄澄的大笔尖上,有米粒大的一块白金。从外形上就能看出这是支好水笔。

  洛玉接过笔来,端详端详,反用正使地在本子皮上画了两画,又挪到眼前仔细瞅瞅,才说:“哎,怎么这笔好面熟?”“你认识这支笔?”魏强听洛玉一说,忙打问。他为这笔找主人发了好长时间的愁。

  “早先,俺们县的敌工部长黄占立也有这么一支笔,我常借着使。你这支笔的里里外外,笔尖、笔杆,都跟黄部长的一模一样。”

  “他,‘五一’扫荡以后过路啦?”

  “没有,他一直在这边坚持;不过,去年秋后,他在黄庄让松田、刘魁胜带着清乡队给包围住,牺牲了。你们不知道,那真是好样的。”洛玉说到黄部长的牺牲,语气很沉重。“我以为这支笔找到主人啦,结果闹个假欢喜。这支笔是去年腊月护送干部过路时拾的,不过,地点是在铁路西。”“别说钢笔,就连人也还有一样长相的哪。”刘文彬搭上了一句。

  李洛玉把小本子翻开,页页都写了密麻麻的字。“过年啦,得给他重立新帐。”在一页白纸上,他写了:民国三十二年,接着又写上:1943年五个字。中指沾下唾沫,跟着一按纸张,就把刚写上字的那页掀过去。他手在写,嘴里在叨咕:“今天是二月初十,阳历是三月……阳历是多喒?刘同志。”

  “今天是三月十三号。”刘文彬顺嘴告诉给他。

  “十三号。打死王恒家母鸡三只,伤一只,都提走;打死周拴柱鸽子两只;吸三塔烟一盒,喝茶叶水一壶,摔了一个茶碗;还调戏外村的……”

  好打听事的辛凤鸣,瞅着李洛玉一笔一画的记,挺好奇,凑到跟前去看。字写得虽说歪歪拉拉,倒挺清楚。等他写完,就问:“你记这个干什么?”

  “嘿——干什么?你觉得他们吃了老百姓,喝了老百姓,糟了老百姓,拍打拍打屁股一步就算完啦?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有一天,咱还跟他们算总帐呢!”李洛玉说得那么轻松愉快,好像算总帐的日子就在眼眉前。

  “要这么记,从鬼子到中国快六年啦,那些罪恶还能记得过来?”

  “没有个记不过来的事。全中国四万万人,一个人两眼两耳朵,你记,他也记,大家一起记,想要赖帐也不行。我记的这叫人头帐。谁办的坏事,出的坏点子,就写在谁的名下。另外,俺们还有一笔总帐,像哪个炮楼要去十石小麦,三百斤白面,肥猪六口;哪个据点,修炮楼要去几千块砖、几百斤灰、多少木料;是谁家的,谁家又出了多少……都在那本总帐上记个一清二楚。不光村里记,出砖、出木料的人家自己也记。不用说远处,河套哥家就有,其实,家家都有,村村都记,到时候一对就行了。”

  “大伯,你家有帐啊?”

  “有。你等我给你拿去。”河套大伯说完,扭头就走。“你们记那砖、瓦的干什么?”

  “哎呦,难道日头老在正南?难道鬼子老在上风头?难道他们修上炮楼、据点,就像安家立业似地住上一辈子?那不是癞蛤蟆要吃天鹅肉,心高妄想?他们心里是那么打算的,就是在咱八路军手里通不过。你们回到家乡干什么来啦?老百姓天天盼望你们回来,又是为的什么?就是为的叫他们早点吹灯拔蜡。有朝一日咱们翻过手来,炮楼端了,据点拿了,把他们五花大绑地逮住了,炮楼、据点的砖、瓦、木料……一切还都是咱的,物归原主,谁家的还归谁家。预先记下,省得将来费事。你说呢?”

  “好!好!我明白啦!老百姓就是看得远,想得周到。”辛凤鸣对这种作法,是五体投地的佩服。

  魏强听了李洛玉的这一番话,也深受感动。他想:群众虽然在苦难中过活,抗战必胜的信念确实都在心里扎下了根。有党的领导,有胜利信心十足的群众支持,环境即使再残酷,也能坚持下去,搞出个名堂来。他越想越高兴,不由得笑了。“你看,这就是我那本帐。”弄得袄袖子、胸前、膝盖上都是土的河套大伯,兴冲冲地走进来,像显宝似地把一个纸卷撂在桌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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