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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九


  沙沟站正站长是鬼子,另有一个副站长是中国人,姓张,名兰,过去在铁路多年。林忠和他自小就认识,他就溜到张站长家里了。

  张兰是个矮小瘦弱的人,枯黄的脸,象有痨病一样咳嗽着。这使林忠有点奇怪,在他的记忆中,张站长过去是个很活泼的人。他娶了个漂亮的妻子,过着中等职员的、还算舒服的生活。平日在站上作事,嘴里衔着烟卷,还会哼两句京戏。可是现在一见面,对方竟瘦弱成这个样子,简直有些不认识了。

  林忠坐在张站长的家里,望着对方枯瘦的脸颊,破旧的制服,已挡不住寒冷的气候,使张站长总像夹着肩膀。张太太的脸过去是圆圆的,现在也成了尖下颏了。她的眼睛红肿着,显然是夜里曾痛哭过。小孩子四五岁了,也皱着眉头,活象个小老头。林忠感到这家庭里是那么冰冷,没有一丝温暖的气息。想不到几年不见面,张站长竟这么寒伧了。

  “走,还是到外边去走走吧!家里真闷人。”

  他们到了一个小酒馆里,林忠叫了几个菜,两人就喝起来。张站长望着街上来往的伪军和鬼子,担心的问林忠:“你有良民证么?现在什么地方作事?”

  林忠说:“有!我现在兖州和朋友开炭厂,铁路上的事我早不干了!你现在怎么样?过得很好吧?”

  张兰闷闷的喝了一杯,叹口气说:“别提了!总算还活着,不过活得没大意思罢了。”接着他的唉叹声就被干涩的咳嗽声所淹没了。

  林忠知道他过去是个很乐观的人,现在竟这样厌世,甚至有点活得不带劲了。林忠觉得张站长一定有沉重的苦痛压在心头,他便问:

  “怎么样,生活过得不太好么?”

  “不!生活苦些算不得什么。可是,”说到这里,张站长的眼睛红了,他颤抖着嘴唇,激动得端在手里的酒杯里的酒都洒了,说:“这气可受不了啊!”

  “是的!在鬼子底下作事,还有不受气的么?”林忠像颇为谅解似的说,“可是,你为什么不干点别的,还在这思受这个熊气干啥!”

  “我能干什么呢?你知道我自小在铁路上,不干铁路干啥?现在你不干也不行呀!请长假鬼子是不准的。话又说回来,不干了,家里几口人又吃什么呢?唉!为了几口人吃饭,我在这里忍气吞声的干,要是没有家我早也远走高飞了。唉!家!家!”

  张站长说到家,像什么东西刺了他的心似的,他两手抱着头,像犯了热病。林忠看到这个鬼子铁路上的职员,显得那么脆弱和可怜;他过去曾经靠着每月几十元的薪俸,过着较优裕的生活,养成细皮嫩肉,穿着呢质制服,是安于个人生活的乐天派。正由于他疏忽了甚至不敢正视生活斗争,所以一旦大的事变到来,他在暴风雨里,就经不起风吹雨打,一站不住脚,就跌倒泥坑里,爬不起来,过去的神气现在完全变成了愁眉苦脸的可怜相。林忠看到对方这副神情,心想一个神气活现的人,现在竟被折磨成这个样子。他这次访问,本来是带着任务的,想从这张站长身上得到些帮助的,想不到在未得到对方的帮助以前,需要好好的先来安慰他一番了。“我看你心里很痛苦,怎么回事呀!咱们是老朋友了,有啥困难告诉兄弟一声,我一定帮助。钱上有难处?”

  林忠看到张站长薄薄的破旧制服,就去掏腰包,把一叠票子放在桌上。张站长抬起了头,眼里充满着感激的神情,却说:

  “钱上是有困难,可是这却不是主要的。我的痛苦在心里……”说到这里,张站长的眼圈红了。

  “怎么?有人欺侮咱弟兄们么!是谁?告诉我,咱就跟他干。我虽不在沙沟,可是这里也有些朋友能够帮忙!”

  林忠的语气里充满着正直和义气。他用激动的眼睛望着张站长,可是张兰却摇了摇头,低低的说:

  “谢谢你的好意!可是我的苦处还让它闷在肚里受吧,这个忙没人能帮的。唉……还是不提这个吧!我要上班了,你要马上回兖州么?”

  林忠说:“不!我还要在这里待两天,因为有点事还没办好,说不定我还得麻烦你,到站上运货。”

  “好!这忙我是能帮的。”

  林忠付了酒账,最后把那迭票子塞在张站长的手里:“留着你零花吧!老朋友了,不客气!”

  张站长把票子留下,紧紧的握着林忠的手说:“我今天碰到你真高兴,这是我到沙沟站以来,第一次这么高兴。虽然,我还有好多话没给你谈,你不是一两天不走么?改日再谈!”说到这,他又一阵伤心,眼圈红了,摇摇头说:“唉,有啥说呢?叫我怎么说呢?”就在暮色中叹着气走了。林忠看着他那瘦瘦的身影在车站的灯光下摆动。

  林忠和张兰自小就认识,因为他俩的父亲都是铁路工人,曾经有几年在一起作工,是朋友,所以两家的孩子常在一起。以后分开了,林忠就在铁路上干活。张兰因为上了几所学,托人介绍到车站给站长当学徒;一边学习站上的事务,一边给站长作助手帮忙。由于业务熟悉,遇机会站长向上边说几句好话,就到站上作了个小职员。他就这样由司事慢慢的熬到副站长,而林忠却当了工人。虽然职员和工人之间界线很悬殊,可是由于自小在一起,所以两人见面,还像一般的朋友一样,兄弟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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