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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


  一个人掀开帘子。问尸体什么时候拾出去。有个孩子死了。殃仪馆没有空床。孩子等着抬进来。

  化装师望着蔡叔权。他打了个手势叫他继续下去。珍珠也不要了。

  化装师在尸体脸上有一搭没一搭的擦着面油。然后扑上脂粉。然后描上两道细细的眉毛。然后戴上没有珍珠的帽子。

  “好。完了。那一堆衣服要不要。”他指着墙角镶黒花边的柠檬黄睡衣。

  “不要了。”蔡叔叔告诉他。

  化装师捧着睡衣走出停尸间。

  我们从殡仪馆走出来,一路没有说话。

  我告诉蔡叔权我要过正常的生活。白天出去。晚上回家。当然还是回到阁楼。

  他认为那样不要。我在白天露面对人就是个威胁。因为我是逃犯的妻子。

  “那才公平。”我告诉他。“我一直在威胁中过日子。他们也该受点威胁。”

  他问我到底是什么人。清白人?还是犯人?

  我说全是。也全不是。我也许可叫做清白的犯人。

  他说那就难办了。清白人就应该完完全全在阁楼外面生活。犯人就只好昼伏夜出。他还讲了一个犯人的故事。

  杀人犯朱某从龟山监狱逃出。他白天躲在公墓里。晚上出去讨乞。没有人注意他,他在公墓躲了二十天。实在躲不下去了。他晚上去赌场。手到钱来。赢了一笔钱。他就在台北租了一间屋子住下。

  他化装各种各色的人。警察。学者。经理。记者。飞将军。大学教援。留美博士。大摇大摆出入舞厅酒家。最后以作家身分和一个酒女同居。他禁止她去酒家。她要和他结婚。他不肯。她怀了孕。他要打胎。她不肯。他们争吵。他要和她上床。她又不肯。他揍了她一顿去赌场。她吞安眠药自杀。警察在她房里找到一张戴博士帽的男人照片。正是通缉犯朱某。

  朱某在赌场又赢了一笔钱。他认为别人骗赌。掏出手枪。没人害伯。他非常愤怒。向天开枪。仍然没人害怕。他又向窗口开枪。一个赌客从窗外走过。枪弹打在他胸口。警察赶到。朱某已经逃走。

  两案并发。又加前案。刑警大批出动侦察。

  朱某逃到太平山。在山里躲了两星期。他看见直上云霄的冲天炮。他也要过年。他也要玩几把牌。他又回到台北。春节时候家家户户都有一两场牌局。他假装走错人家拜年。混进南昌衔一家人家。他变成归国侨领和一群太太推牌九。他一连去了三天。引起埋伏的刑警人员的怀疑。第四天刑警人员在牌桌上掏出朱某的通缉照片。他们在他身上搜出—把锐利的扁钻。

  蔡叔叔说那个人的毛病是越狱以后就忘记了自己是逃犯。居然也过起清白人的日子。但他一方面却又陷罪更深自筑罗网。

  我说我的情况可不同。第一我没有犯法。第二我没有杀人的武器。我没有说下去。我只要用事实来证明我可以在阁楼外面过正常生活。只是晚上在阁楼逃避户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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