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早晨(324)_周而复

三二四

　　“我很愿意完成这个任务，也是我应该尽的义务。赵得宝同志提的中毒事件，的确是全厂群众关心的问题，民主改革结束以前，宣布破案，一定会鼓舞人心，提高群众的积极性，也可以提高群众的警惕性，现在宣布中毒事件的确是时候了……”

　　赵得宝轻轻点了点头，认为自己的看法终于得到杨健和余静的支持，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也不是时候”。余静接下去说：“中毒事件不是那么简单，从现在的材料看，说明是陶阿毛下的毒药，个别材料还要进一步核实，陶阿毛为啥要下毒药？只是陶阿毛一个人，有没有其他的人？有没有后台？指使陶阿毛干的又是谁？这些材料我们并没有完全掌握。现在就公布中毒事件的经过，可以说‘也不是时候’。我发析不对的地方，请杨部长纠正。”

　　“我完全同意余静同志的分析。”杨健望着赵得宝说，“从中毒事件来说，材料也够了，个别材料能够进一步核实一下，当然很好，已经初步核实了，不再核实，也可以定案。只是陶阿毛的案情很复杂，还牵涉别人，中毒事件一定案，别人的问题就不好办了。”

　　“别人的事体，我们管不着，只要我们厂里的事体办了，就好了。”

　　“这话不对了，老赵。”秦妈妈从杨健的话里听出音来了，她发觉自己的看法不对头，最初余静对中毒事件抓的很紧，一桩桩一件件，过问的可仔细哩，找人谈话，分组开会，启发群众回忆那天晚上开饭前后的情景，自己记笔记十分详细，内查外调，忙的团团转，大头朝下，问题搞清楚了，不知什么原因忽然搁下来了。她以为问题搞不下去了，大概没有什么证据确凿的材料，一时定不了案。经不住赵得宝再三追问，今天赵得宝又在党支部会上提出中毒事件，她以为不一定和陶阿毛有多大的关系。听了余静的分析，杨健的语气非常肯定，原来问题已经搞清楚了。她就提出和老赵不同的意见来了。她说，“中毒的事件虽说发生在沪江厂，杨部长说这里面牵涉到别人的事体，我们能单顾沪江厂一家，现在全上海私营厂都在进行民主改革，不能自顾自，要把整个上海工人阶级队伍搞搞清爽！”

　　“我没有自顾自啊，我也没有经手陶阿毛的案子，是余静同志亲自抓的。厂里群众都希望把中毒事件弄清爽，不然，群众以为我们党支部和工作队没有能耐，经过民主改革，连中毒事件也没弄清爽，怕影响不好。”

　　“你是一片好意，也反映了群从的情绪，很好呀。”叶月芳耐心地劝解。她知道杨健的脾气，一个问题到了他手里，不解决彻底决不罢休的。“秦妈妈并没说你自顾自，她只是说全上海都在搞民主改革，应该互相配合，把所有的问题都弄弄清爽。”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秦妈妈接二连三地说，“我没有别的意思，没有讲你自顾自。”

　　“讲我，也不承认，我没有这个意思么！”

　　“因为这一阵子实在太忙，有些问题牵涉的面很广，没顾上和支委谈清楚，所以决定召开个支委会，大家摆一摆还有些什么问题。我本来请余静同志在会上谈一下中毒事件怎么向群众交待，不然，我这个民改工作队长也不好意思走出沪江厂的大门呀！老赵反映群众情绪，很好，更加引起我们的注意。是不是请余静同志在总结报告里谈一下这问题，让群众知道领导上继续抓这个问题！”

　　“怎么要我做总结报告？杨部长，这是你的事体啊！”

　　“为什么一定要我做呢？”

　　“你的修养好，你的水平高，你是民改工作队长，你还是临时党支部书记，当然应该你做！”

　　“那倒不一定。”杨健转过脸去，问坐在他右边写字台那儿的叶月芳，“稿子准备的怎么样？”

　　“总结报告大纲已经拟出来了，只等你们两位审查一下，就可以动手写了。只要大纲定了，写起来倒不要多少时间。”

　　“今天晚上我和余静同志一定看完，中毒事件要着重谈一下。”

　　“这么一来，杨部长，我们厂里一个四类也没有了？”赵得宝以为把中毒事件向群众交等，可能定一个四类，现在不公布，要继续抓，他担心地说，“杨部长带工作队到厂里，连一个四类也没有弄出来，怕不好吧？”

　　“为什么不好呢？”杨健笑着问。

　　“我听别的厂，抓了好几个四类，成绩很大，我们沪江厂一个四类也没有，多泄气！”

　　“是呀，”秦妈妈接上来说，“至少有一个四类分子也好呀！

　　要不，和别的厂比起成绩来，沪江厂显得没有劲道！”

　　“是不是我这个工作队长的脸上也没光彩？老赵。”

　　老赵没有回答，可是他暗自对自己说：“是呀！”

　　杨健等了一会，见老赵不吭气，他问秦妈妈：“你看呢？”

　　“我看，”秦妈妈不掩饰她的想法，“不能说工作队长脸上没有光彩，我们支委都有责任。”

　　“我应该负主要责任。”余静坐在木凳子上，伸直了腰，好像要把这个责任挑起。

　　杨健冷静地摇摇头，“你们都不要负责任。”

　　“不能把这个责任放在你一个人的身上，”老赵坦率地说，“我同意秦妈妈的意见，我们支委都有责任。”

　　“我要不要负责任，还要看以后的事实。”杨健慢慢地对大家说，“这牵涉到怎么看民主改革的成绩问题。从数字来说，沪江这次民主改革，一类有九十八个，二类有八十五个，三类有九个，四类，目前一个也没有，将来会有一个或者更多，和别的厂比，成绩确实不能算大。但从沪江情况来说，这个数字是符合实际的，运动初期所掌握的材料，到运动末期来看，基本上没有多大的变化：一类少了二十三个，因为有的材料，经过反复核对，有的与事实不符，有的是同名同姓，其实并不是我们厂里的工人，因此数字下降；二类八十五个，比初期掌握的材料增加了十二个，说明放手发动群众以后，以苦引苦，有的工人主动交待了问题，上升的数字是可靠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三类增加了一个，这就是韩云程工程师，他是秘密加入国民党的，初期我们并没有掌握他的材料，也是主动交待的。

　　“四类分子，在支委会上可以说，已经有了一个，但目前还不能向群众宣布，到一定的时机，再宣布。别的厂四类分子多，因为别的厂有四类分子；沪江厂只有一个，因为沪江厂原来只有一个陶阿毛，而且目前还不能公布。民主改革，主要是纯洁工人阶级的队伍，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还要进行生产改革。

　　“看一个厂的民主改革成绩，不能看一、二、三、四类分子的数字，要看这个厂原有的一、二、三、四类分子是不是都搞出来了，特别是三、四两类分子，如果都搞出来了，这是很大的成绩；如果这个厂原来没有四类分子，运动结束，还是没有四类分子，这当然也是很大的成绩，因为同样达到纯洁工人阶级队伍的目的。要是这个厂根本没有四类分子，用逼供信的办法，搞出几个来，这不但不是成绩，可能还是错误。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那些厂搞出四类分子来是用逼供信的办法。我的意思是说，要实事求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都是成绩。你们看，我这个说法对不对！”

　　赵得宝凝神谛听杨健侃侃而谈，分析得有条有理，摆事实，讲道理，很有说服力，眼睛里流露出敬佩的光芒，感到自己看问题不免片面，羞愧地说：“我只看到数字，没有想到各厂具体情况不同，不能用数目字来比成绩。”

　　“杨部长讲的实事求是，对我们教育很大。在运动中，我曾经追求过数字，杨部长老提醒我要从实际出发，要实事求是，今天听的体会的更深刻了。”余静经常注意从杨健领导工作中学习他的经验和注意政策方针，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政策水平也随之不断提高了。她感激地说，“杨部长对我们的帮助太大了！”

　　“实事求是不是我讲的，是毛主席在延安中央党校讲的，我不过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按照他老人家的教导去做罢了。”

　　“毛主席的指示我们知道，也学习过，可是在实际工作中有时就忘了。”余静惭愧地说，“这次在区里上民主改革学习班，记得也学习过实事求是，可是没有像杨部长这样坚决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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