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早晨(270)_周而复

二七〇

　　这样，无形之中利润也受到很大的限制。新办的厂，虽然需要资本更多，但是工缴和价格不会比老厂高，利润不能按照资本额比例增加。这样，怎么能够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呢？”潘信诚的通达纺织公司所属的厂是老厂，他也认为重估财产把通达的资本估低了。他很欣赏徐义德的才干，真不愧是铁算盘，办厂精明，办事老练，只要他把算盘珠一拨，便把问题看出来了。他轻轻点点头：“德公看问题看的尖锐，是我们棉纺业的一把手。中央规定的合法利润不能说低，资本额问题不解决，合法利润便有落空的危险。”

　　“信老说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特别是我们棉纺业，对于重估财产不少厂有意见，这问题一直没解决。现在谈到合法利润，这个问题更突出了。”江菊霞表现她掌握更多的材料，昂起头来，理直气壮地说，“还有我们私营棉纺业资金积累不易，经营管理和技术改进方面，也远不如国棉厂，我看，私营企业的发展前途是有限的。”

　　潘信诚因为私营企业受政府的限制，不能自由发展，他巧妙地进一步把责任推到政府身上：“接受国家加工定货的企业，能不能发展，会不会壮大，那要看政府给的工缴利润多少而定了。私营企业本身是无能为力的。”

　　“和这方面有关的，还有税收问题。”唐仲笙特别研究了郑主任报告的第五点，他说，“我看，今年征收的所得税计算有些偏高，别的行业我不十分清楚，拿我们卷烟业来说，不少厂商当面不讲，背后是有很多意见的。”

　　“我们的税法专家，怎么忽然变得这么客气了？”冯永祥看大家谈得有些忧虑，为了活跃活跃空气，他站了起来，拍拍唐仲笙的肩膀说，“你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三百六十行，行行精通；谈到税法，更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别说在上海，就是在全国，你也是屈指可数的专家。”

　　“过奖，过奖！”唐仲笙侧着身子向冯永祥拱拱手。

　　“仲笙提的，确实是一个问题，我也听到不少厂商反映这方面的意见。”潘信诚马上想到潘宏福告诉他通达纺织公司系统下面的各厂所得税计算偏高的情形，希望申请复议，叫他止住了。他责骂儿子阅世不深，遇事都要冲锋陷阵，跑到别人的前头，弄不好，会碰得头破血流。所得税是普遍问题，别的厂商一定会提意见的，政府同意复议，自然有通达在内。他对徐义德说，“你们厂里这次计算怎么样？德公，是不是也有点偏高？”

　　“当然偏高，”徐义德生气地说，“‘三反’以后，税局的人大变了，一点也不好通融，连从前沪江驻厂员方宇也不和我们搭界了。他调回局里工作，就不和我们往来了。最近梅佐贤打电话找他，公事公办，口紧得滴水不漏……”

　　“是呀，人变得真快！”

　　“我看这次所得税一定要向税局申请复议，——这笔数字可不小呀！”

　　柳惠光两只眼睛对徐义德愣着：“德公，申请复议行吗？别又说我们进攻了。”

　　“惠光兄，别那么怕事。”徐义德看柳惠光太胆小，壮他的胆量说，“我们按税法办事，政府有啥错头好板？只是申请复议，也不是不交税。交税是我们工商界神圣的义务，可是谁也没规定我们要多交税啊！复议以后，应该交多少，我们就交多少，这也算得猖狂进攻吗？”

　　“德公说的一点也不错，”潘宏福从爸爸那里得到指点，不提通达的事，给徐义德打气，好把他推上阵，说，“申请复议没有关系。”

　　唐仲笙伸过头来，扫了每人一眼，引起大家对他的注意。他知道：“五反”后工商界一些人都有点怕事，总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宁可吃点小亏也不愿再提意见。别的问题他可以不表示任何态度，但这是税法方面的问题呀，税法专家怎么好不开口呢？他想了想，说：“我看德公的意见对，所得税关系我们各行各业的切身利益，何况这也不是‘五反’退补，可以缓交，这要现款的呀！‘五反’以前，我们也申请复议过，只要意见提的中肯，政府也考虑修改的，从没说我们申请复议是猖狂进攻。‘五反’以后，申请复议，和过去的性质上没有不同，为啥不可以呢？所得税有的厂计算偏高，有的厂计算偏低，我们都提出来，申明复议，这样更没有问题了。慕韩兄，你说对不对？”

　　马慕韩听徐义德谈了利润问题，又附和唐仲笙申请复议所得税的意见，他觉得上海工商界对中央的精神体会不够。他这次在北京开会，在中央首长面前拍过胸脯，认为郑主任的报告把工商界的基本问题都解决了，工商界“五反”后的消极情绪很快就会过去的。回来传达这两次会议的精神本来是史步云的事，因为史步云会后出国，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去了，这责任就落在他身上。这两天市工商联准备传达，他先在核心分子当中谈谈，酝酿酝酿，所以很高兴接受徐义德和冯永祥的邀请。

　　不料徐义德这班人思想上有这么大的距离，一般工商界的人更不必讲了，那他在中央首长面前讲的话不是变成空头支票吗？以后政府有事会不会再信任他？他能不能代表工商界拍板？这关系他个人利益和前途发展太重要了。他对工商界的切身利益并不是不关心，但和他个人前途发展比较起来，显得是次要的事了。他得首先说服核心分子，一般工商界的人就好办了。他刚才一直没有开口，想多听听大家意见，好针对每个人的思想顾虑，提出自己的看法，取得认识上的一致。他现在还不准备讲话，但叫唐仲笙逼上门来，躲闪不过去。

　　他眼睛转动了一下，边想边说道：“郑主任的报告，只是原则性的，不可能做具体的解答。中央首长讲话，要照顾到全国各地。中国地方这么大，各地区情况又不同，讲具体了，反而不能解决具体问题。我认为这次工商联筹委会开的好，民建二次扩大会议开的更好，把我们工商界的基本问题都解决了。郑主任的七点非常重要，我要详细传达的，大家也需要仔细研究研究。上海工商界的一些问题，我和史步云一同向中央反映了，在郑主任的报告里都得到解决。”

　　说到这里，他有意望了潘信诚一眼：一方面暗示他在新雅酒楼所提的问题都反映了，而且解决了；另一方面表明他年纪虽轻，但代表工商界说话和办事也很老成持重的。他接着说，“所得税问题，郑主任也讲到了，并且中央财委已经下令通知各地财委认真检查，对个别行业厂商计税不当的，不论是偏高或者是偏低的，都可以由各地税务复议委员会复议，多退少补。民主评议的工商业户，选择典型，要经过协商，求得适当。所得税计算偏高的厂商完全可以申请复议，保证没有问题。我同意德公和仲笙兄的意见。要是有问题的话，我马慕韩出面给政府交涉！”

　　徐义德听马慕韩这些话，又高兴又不高兴：高兴的是马慕韩支持他的所得税意见；不高兴的是从马慕韩的语气里流露出来的情绪还是太乐观。他暗示地说道：“原则问题当然是解决了，就是这些具体问题解决起来麻烦。”

　　“德公这话也对。橡胶业有同样的感觉，中央原则问题解决了，执行起来，困难仍旧不少，首先是计划化问题，橡胶业产品种类繁多，建立成本会计制度有困难。这是计划化的致命伤。合法利润率也有问题，合法利润率规定以纯利比总资本额计算，但是各厂生产条件和资金周转率各有不同，怎样制定合理价格呢？”金懋廉一方面提出例子证明徐义德考虑的周到，另一方面又希望工商界的积极性快点发挥，别牵连到信通银行也没有生意好做。他很巧妙地把话一转，说，“不过，这些具体问题，只要地方政府帮助，我看也容易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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