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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六


  她在他身旁睡熟了。她鼻孔里呼出一股股热气直向他脸上扑来。他干脆睁开眼睛,对着床头碧绿色的头灯发痴,喃喃地问自己:“这些还是我的吗?”

  然后他失望地深深地叹一口气。

  窗外传来一声声鸡叫,不知道是附近哪家的鸡打鸣了。徐义德微微感到一些倦意,知道夜已深沉。他熄去床头柜上的灯,上眼皮慢慢耷拉下来。

  林宛芝早上七点半钟醒来,见他睡得呼呼打鼾,便轻轻起床,对着他的脸仔细地望了望,低低地说:“睡得真好,多睡一会吧,昨天晚上一定是累了。”

  徐义德一起床,又想起昨天铜匠间的大会,他紧紧皱着眉头。考虑今天要不要到厂里去。第一个念头决定不去,在家里痛痛快快地躺他一天;旋即想起这样不对,坦白交代了不进厂,那杨部长他们也许会说徐义德消极对抗了。去吧,四十二亿五千四百二十二万的头寸呢?如果立刻要缴款,啥地方来的这一笔款子呢?不去,四十二亿五千四百二十二万就不要了吗?他们不知道徐义德住的地方?余静自己不是来过的吗?徐义德不露面不行的。进了厂,说明徐义德积极,说明徐义德仍然是过去那个有魄力有胆量的徐义德,即使有啥事体,在厂里也好应付,丢脸也只是丢在厂里,家里人不知道,社会上的人也不知道。他下决心按时到厂里上班。

  他坐了三轮车在厂门口下来,走进去迎面恰巧碰见杨部长从“五反”办公室走出来。他想:难道家里有内线打电话告诉杨部长,杨部长有意在路上等他吗?他设法躲开,可是只有那么一条路,往啥地方躲?他硬着头皮走上去,有意把头低下,装做没有看见杨部长的样子。杨健却偏偏向他打招呼:“你早。”

  “你早,”徐义德抬起头来应了一声,但接下去不知道说啥是好,只是嗨嗨地笑了两声。

  杨健向他点点头,他也机械地点点头,没有言语。

  “你上班真准时……”

  “不,您来的比我更早。”徐义德的态度稍为镇静了一点。他站在路上想快点走去,怕杨部长提到四十二亿五千四百二十二万块钱。可是杨部长站在对面不走,他也不得不站在那里了。

  “不,我住在这里的。”

  徐义德发现自己说话太紧张,竟忘记杨部长是住在厂里的,连忙安闲地改口道:“对,我倒忘了。”他向杨部长上下打量一番,试探杨部长是不是在等他谈钱的事,说:“你这么早到啥地方去?”

  “趁着没开车,到车间里和工人们谈谈。”

  “哦。”徐义德放心了。

  杨健要抢时间到车间去了解一下徐义德坦白交代以后的工人情绪,便和徐义德招招手:“等一歇见。”

  “好,等一歇见。”

  徐义德坐在办公室在思索杨部长讲“等一歇见”的意思。他分析一定是和工人谈过话便来和他谈四十二亿五千四百二十二万的问题,哪能答复呢?全部缴还现款?用沪江纱厂抵押?不足之数呢?卖房子?借债?他心里有点乱,啥事体也没情绪做,不安地坐在沙发上,等候杨部长到来。这天杨部长没来。他弄得莫名其妙。第二天杨部长也还没来。下午,余静来了。他以为杨部长派余静来和他谈钱的事。他生怕余静谈到钱,主动地问她:“这两天你们很忙吗?”

  “不。”

  “车间里的生产好吗?”

  “好。”她出神地望他一眼。

  “喝茶吧。”他送过一杯茶给她。

  余静看出他神情不定,不等他再这样问下去,直截了当地说:“告诉你一桩事体……”

  余静的话还没有说完,他生怕她提到那个问题上去,眼睛睁得大大的,定了定神,勉强镇静下来,和蔼地问:“啥事体?”他还没等她说出来,就想把话题岔开去,说:“是原物料问题吗?”

  “不是的……”

  “一定是钱!”他心里说:“这可糟了。”

  余静说下去:“我们打算明天开个‘五反’工作检查总结大会,你在铜匠间坦白交代的那些问题,你准备一下,明天在大会上向全厂群众坦白交代……”

  “就是这桩事体吗?”

  “是的。”

  “那没问题,”他庆幸余静没有提到钱,再坦白交代一下并不困难。他高兴地说:“我准备一下好了。”

  当时徐义德认为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回家一想,他又觉得问题极其复杂。余静讲的是“五反”工作检查总结大会,全厂群众参加,规模当然比铜匠间大的多。他记起那天晚上铜匠间的局面,确是生平头一遭。这次大会是全厂性质的,各个车间里的人都来,听见徐义德有这么大的五毒罪行,会轻轻放过徐义德吗?余静讲开的是“五反”工作检查总结大会,自己五毒行为少讲一点,行吗?参加铜匠间会议的人会不提出质问吗?一点不能少讲。全讲出来,工人能让自己下台吗?自己检讨深刻一些,提出保证以后不再犯五毒了,这样可以取得工人的原谅吗?有可能。他一个人蹲在书房里,关起门来,写坦白交代的稿子。他在寻找妙法:既要坦白交代自己五毒的罪行,又要不引起工人的愤怒,还要深刻检讨,严格保证不再重犯,以博得大家的谅解和同情。这篇稿子写了两句就扯掉,重新又写,没写两句,还不满意,又换了一张纸。扯了十多张纸以后,一直写到快深夜三点钟,才算初步定稿了。

  他回到林宛芝房间里,她正发出甜蜜的轻轻的呼吸声,睡得正酣。他拉开鹅黄色的丝绒窗帷,推开窗户,天上繁星已经稀疏了。上海的夏夜非常寂静,叫卖五香茶叶蛋的沙哑的声音早已听不见了,远方传来赶早市的车轮的转动声。他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特别清凉。

  东方泛出鱼肚色,天空的星星更少了。他身上感到有点寒冷,便懒散地推上窗户,忘记拉上鹅黄色的丝绒窗帷,慵倦地躺到床上去了。

  早晨的刺眼的阳光射在林宛芝的脸上。她起来了,发现自己和徐义德都是穿着衣服睡了一宿,料想他睡的时候准是很晚了,给他轻轻盖上了英国制的粉红色的薄薄的毯子,自己坐在梳妆台面前悄悄地梳头,不敢有一丝声音惊扰他。

  徐义德起来,穿上昨天夜里准备好的灰咔叽布的人民装。他吃了早饭,到三位太太的房间里去转了一转,向她们告别。

  林宛芝送他到二门那里,站在台阶上,说:“早点回来。”

  徐义德很早就坐在会场右面第一排,他期待这个大会早点开始,好早知道会议的情况;但又希望这个大会迟点开始,仿佛预感到有啥不祥的前途,不愿意那不祥的前途马上就在眼前出现。他的心情很矛盾,低着头,外表虽然很安详,心里可老是在噗咚噗咚地跳动。

  余静在主席台上非常镇静。她不止一次主持过大会,但总没有今天这样的持重和老练,坐在杨健旁边,显得一切的事情极其有把握。她注视着台下的职工们,个个兴高采烈,你靠着我,我靠着你,团结得好像一个人似的坐在那里,聚精会神在等待大会开始。只有徐义德坐在右边第一排,失去往日目中无人不可一世的威风,低着头,不声不响。徐义德今天的神态和职工的高昂的情绪,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这对照说明历史起了伟大的变化:向来高高压在工人头上的资产阶级低下了头,而过去被压迫的工人阶级真正地站了起来,掌握了全厂的大权,领导大家对他斗争。徐义德像是罪犯一样坐在被告席上,在等待判决。余静看到沪江纱厂的新生,她眯着眼睛微笑,心花怒放,眼睛老是从第一排右边一直望到后面。

  司仪钟珮文用高亢的唱歌的嗓子宣布大会开始,赵得宝走到主席台上那张铺着红布的小桌子面前,看到右边第一排徐义德和梅佐贤他们低头坐在那里,心里说不出的高兴,感到在今天这样庄严的大会上讲话十分重要。他自从进厂以来开这样的会是头一回。他生怕遗漏了一个字,也怕台下的人听不清楚,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读出来的,声音非常清晰嘹亮,说明“五反”检查队进厂以后,在杨部长正确的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全厂职工同志们要加强团结,总结这次经验,巩固胜利,进一步在生产上取得更大的胜利。

  他的讲话几次给掌声打断。汤阿英的手掌几乎鼓红了。她听见钟珮文宣布现在由不法资本家徐义德坦白交代五毒罪行,立刻站了起来,眼光望着台前:一个胖胖的身影从她眼前迟缓地向台的右面走上去。会场两边布置好的水银灯全开了。上海市地方报纸的五位新闻记者从台的左边也走了上去。他到了台上,低着头,向台下恭恭敬敬地深深地一鞠躬,眼光却不敢向台下细看,只觉得下面黑压压的一片人群,四面八方的数不清的眼光像水银灯似的都对着徐义德。徐义德从灰咔叽布人民装右面的口袋里掏出坦白具结书,往小桌上的那盆水红色的月季花后面一放,眼光紧紧对着坦白具结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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