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啊，人！(94)_戴厚英

九四

　　“那依你说该怎么办呢？难道一点办法也没有了？现在总比以前好得多了吧？这你不承认吗？”我有点着急，就这么冲起他来。

　　我对许恒忠是既佩服、又讨厌的。佩服的是他对问题的考虑常常比一般人周到、细致，有点老大哥的风度。讨厌的是，他一般都把事情往坏处想，给人描绘出一副可怕的景象。谁也不能说，他所说的坏处不可能产生。问题在于，他总认为这些坏处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在它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他怎么会变成这样？他所遭遇的不公平与老何和孙悦相比不是小得多吗？

　　“当然不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我建议老何上门找奚流谈谈。一方面说明奚望的槁子与他们无关；另一方面主动征求奚流对书稿的意见，表示愿意修改。这样，情况就会有所缓和。冤家宜解不宜结呀！与有权的人结冤作对总是要吃亏的。可是我怕老何不愿意。”许恒忠是想争取我的支持吧，说话的时候一直把眼睛对着我。

　　果然，不等我开口，何荆夫就说：“不行！这不是什么个人关系问题，应该通过组织手段解决。”

　　“可是现在，靠正常的组织渠道，你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不错，我们天天听说，现在强调法制啦！可是你们知道不知道，在C城大学，法就在奚流嘴里。妥协一下有何不可？达到出书的目的就行。你对奚流说愿意修改，实际上不改，他又不会去亲自核对。给他搬个梯子，留点面子，让他感到自己的权力有效，对你又有什么妨碍呢？”许恒忠争辩道。

　　“你认为奚流仅仅是和老何过不去才这么干的？”我忍不住问许恒忠。

　　“当然不这么简单。决定奚流态度的因素复杂。各种因素互为因果。如果其中的一个因素缓和或消失，其他的因素也会发生变化的。”许恒忠立即回答了我。

　　“可是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冲破教条的束缚，而不是取得奚流的好感。我与奚流并无个人恩怨。他怎么想，那是他的问题。我可不想用个人恩怨来解释我与他之间的分歧。”何荆夫立即作了反驳。

　　我赞成何荆夫。但是应该怎么办呢？我也想不出什么方法。我问孙悦：“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要求系总支和校党委讨论，可以吗？”

　　孙悦叹了一口气说：“谁不想这样？可是奚流不愿意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他说，党委事实上没有干预这件事。不错，讨论过一次，但并没有决定什么。游若水同志的意见代表他个人，他完全有权这样做。至于印刷机停了，那又是出版社的事，我们无权过问。也许是人家纸张缺乏，也许是人家改变了计划。出版社没有请我们党委过问这件事，我们为什么去管？”

　　“可是奚流和傅部长明明都是插了手的！”我说。

　　“你拿到真凭实据了吗？弄得不好说你是诬陷！小人物给大人物提意见失实，这是诬陷。大人物对小人物的处理失当呢？活该！小人物本来站在低处，无所谓陷不陷的。”又是许恒忠不冷不热的话。

　　“唉！”我懊丧地叹了一口气。

　　“这最可怕，不能采取正常的组织手段解决问题，而只能搞阴谋施诡计，靠拉关系，走后门。”孙悦愤慨地说。

　　一点不错，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事情常常被搅得像一盆浆糊，粘在我们工作机器的传送带上、齿轮上，让机器减速或停止转动。在文化局我就经常碰到这类事情：

　　一个戏要上演，当然得等领导批准。但是等了很久很久也没有人说行或是不行。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说明这是一些偶然的因素造成的。而事实上，却是由于某一领导人不同意上演，但又不愿意明讲，下面的人也不敢讲明而造成的。

　　一个被冤枉过的人要安排工作了。踢来踢去没人要。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说这是由一些偶然的因素造成的。事实上，却是由于某一领导人不喜欢这个人，大家因此也都不敢喜欢的缘故。

　　我常常为这类事情编造各种各样“偶然的因素”。领导派我去“说明情况”，实际上是隐瞒真实情况。真实情况常常当作“谣言”辟。

　　这就叫作“内伤”吧？外面看不见伤疤，里面却在发生组织坏死。不实行法治，这类现象怎么克服？然而，不克服这类现象，法治又怎么能认真实行呢？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是鸡生蛋，也是蛋生鸡。因可以变果，果可以变因。因此，治果治因，治因治果，二者是不可偏废的。

　　怎么对付这种浆糊，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我是想不出什么办法的。我问老何：“你打算怎么办？看样子只能等省委宣传部表态了。”

　　孙悦替老何回答说：“我们打算联名给上级党委写信，不只谈这本书的出版问题，更想谈谈我们对思想解放和干部问题的看法。”

　　“你们安分一点吧！”一直不开口的李宜宁开口说话了，一开口就这么冲：“你们不联名，流言已经够多的了！你们还嫌不够，对吧？”

　　“流言！就让它流去吧！有时候，我真想向这些流言家大声宣告：我——”

　　孙悦说到这里，突然停住了。我看见她的眼睛朝何荆夫忽地一闪，何荆夫也正望着她。他们的目光迅速地分开，一齐射向在一旁不声不响作功课的憾憾。憾憾这时也正抬头看着妈妈。我的心猛然一动，似乎明白了一点什么。但是不等我细想，李宜宁又说话了：

　　“要看值得不值得。谈谈出书的问题倒也罢了。其他的问题去扯它干什么？中国有十亿人口，人家都看不出问题，就你们眼明心亮，是不是？”

　　“话不能这么说，事情总得有人做吧！”我忍不住对李宜宁说。我与她见面次数不多，所以对她很客气。然而她对我却不客气：“你赞成，你去做好了。可是也没见你写出一篇小说，提出什么尖锐的社会问题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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