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啊，人！(40)_戴厚英

四〇

　　“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是爱情。我相信生活的安排是合理的。我愿意和她过一辈子。想不到真正的爱情却降临了。看见了真的，自然就会忘记假的。”

　　她在他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淡漠。他本来以为，这是很好处理的事情，他们并没有真正结婚呀！可是很快地，他就知道自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每次回乡探亲，他都劝她、求她，希望她与他分手，各自寻找自己的幸福，可是她坚决地拒绝了。她情愿“守活寡”，也不愿意离婚。

　　“你应该告诉我的，为什么欺骗我呢？”

　　“我不是存心欺骗你，实在没有勇气告诉你。最后二年，放假的时候我不是不回乡了吗？我想这样她会死心的……想不到父亲出面干涉了。”

　　“儿媳”把儿子不回乡探亲的事情写信告诉了父亲。父亲立即写信向学校了解儿子的形迹。当他知道儿子“喜新厌旧”之后，气得立即到“儿媳”那里去了一次，责备“儿媳”不该姑息、迁就自己的丈夫。那位可怜的农村姑娘本来并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已另有所爱。如今一听，希望完全破灭，就悬梁了。还好，被救了下来。但这也就造成了轰动乡里的“陈世美事件”。扮演包文正的是他的父亲。父亲为“挽救”儿子动用了一切手段，向组织控告还只是其中的一种。

　　“你打算怎么办？与那位农村姑娘生活一辈子吗？”

　　“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你——对自己、对我负责吗？你原来是这样一个没有勇气的人啊！我看错了人！”

　　我想这样责备他。但是没有把话说出口。确实，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处于绝对的劣势。如果在“五四”运动时期，我们的恋爱还可以具有一些“反封建”的意义——必须以结婚来感恩吗？可是我们的社会已经经过了“彻底的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进入社会主义了。我们的婚姻法已经给了每一个人以婚姻自由。因此，我们这样的恋爱就只能是“道德败坏”、“资产阶级思想的大暴露”了。再加上我是“资产阶级小姐”，又有海外关系，这性质就更加“昭然若揭”了。

　　当然，如果我的男友是一位高级干部，我们的事情或者可以当作“小节”来处理。可是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对他来说，没有比这更大的“节”了。更重要的是他的父亲不愿意轻易放过自己的儿子，一定要让他终生记取这个教训。学校十分尊重他的父亲。

　　党组织对他、团组织对我，进行批评教育。我们终于断绝了关系。毕业分配时，他要求回到家乡，与“糟糠之妻”厮守在一起。我呢，坚决要求到边疆去！我被批准了。公布分配方案的时候，同学们把我抬起来，在空中抛来抛去。而他，我的男友却远远地躲在一个角落里，用眼睛追随着我。

　　我们没有告别。以后也没有通信。现在，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但是我的初恋，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我在西藏工作了二年，因为身体不适应调回了C城。不久，我和我的一位同事恋爱了。接受以往的教训，我一再追问了他的政治状况、家庭状况。还好，是一个并无什么政治背景和色彩的人，只是比我高了一级：出身在小资产阶级家庭。我也把自己的政治状况告诉了他，让他好好考虑。他说不需要再考虑什么，我们就结婚了。

　　那个家还算不错。他是音乐教师，每天在家里叮叮咚咚地弹唱，我喜欢音乐，不是正好吗？我曾感谢过上帝，总算给了我一个不错的归宿。

　　谁想到我们结婚的第二年就碰上了文化大革命。政治像一场泛滥的洪水，冲击着一切，渗透着一切，撕毁着一切。我的小家庭成了我们中学的“裴多菲俱乐部”，我们夫妻都成了“牛鬼蛇神”。由于我的出身和社会关系，我自然比他更受人注意。他成了“分化瓦解”的对象。大概不到一年吧，他就在“分化瓦解”、“给出路”的政策的感召下，寻找自己的出路了。

　　他对我“反戈一击”，“大义灭亲”，揭发我曾经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密谋叛国投敌。事实是，六二年，我的一个在国外的亲戚去世了，给了我一笔遗产，我没有去领。可是有什么比丈夫的揭发更有力呢？我“升级”了。我被剃了“阴阳头”在地上学狗爬，他，我的丈夫却因此受到了“从宽处理”，“解放”了。

　　我的心彻底冷却了。祖国、人民、党、亲人，一切都使我感到陌生。我怀疑，人类本来就没有什么爱情和信义。人与人之间有的只是生存竞争。与动物不同的是，动物在互相吞吃的时候不发宣言、找借口；而人类，却可以造出许许多多的旗帜自欺欺人。我相信了荀子的“性恶说”了。

　　好几次，我想自杀。可是一个看管我的女学生救了我。

　　她非常严格地“看管”我，劝我活下去。

　　我总算“解放”了。“解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离婚和调离原来的学校。我达到了目的。

　　我调到了现在的学校，住在学校里。那个曾经帮助过我的女学生常常来看我，把我带到她的家里去。我认识了她的哥哥，我现在的丈夫一新。他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叫我“李阿姨”，他母亲叫他这样叫我。我当然答应了，他比我小了整整八岁。

　　碰到这样一家人，使我的已经冷却的心重又有了一点热气。我对人又有了一点信任和感情。我原来没有想到和一新恋爱，一新也没有爱我的意思。把我们撮合在一起的是一新的母亲，一位非常善良的寡妇。现在她已经去世了。那时，她十分同情我的遭遇，千方百计要给我另外介绍对象，重新建立一个家庭。她说她懂得“没有人手”的日子有多难。可是她的努力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在那样的年头，谁愿意娶我这个既有不好的“政治背景”又结过婚的女人呢？最后，老妈妈把目光转向了自己的儿子：“一新，你娶了李老师吧！她是一个好人啊！”她劝儿子可怜我这样的人，并且让儿子相信，我会成为一个贤妻良母的。孝顺的儿子答应试试。他不再叫我“阿姨”，改叫“李老师”，以后又叫“大姐”，叫“宜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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