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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九


  他在街上还不止一次地遇到过治安军驻保定的司令齐荣。他全副戎装,带着小老婆谢琼——一个贪图享乐的女师学生,乘着汽车招摇过市,卷起一阵飞尘,让那些迷了眼的过路人唾骂。李大波很快就调查清楚,这齐荣是华北治安总署督办、绥靖军司令齐燮元的侄子,早年虽然在旧军队鬼混过一些时候,但却从来没摸过任何枪支;卢沟桥一声炮响,他比兔子跑得还快。仗着他的伯父,他居然混上了司令。

  两个月后,李大波把他的内情打听清楚,知道他搞了外家手头需要钱,便通过他的外室谢琼的弟弟、在治安军中担任军需处长的谢汉鹏,用提成回扣的办法,从他这里偷着买出不少煤油、汽油和枪支子弹。为了保证运送这些物资,谢汉鹏还特地发给李大波一身治安军的草绿色军装,用治安军的卡车,以向高阳送军火的伪装,运往保委会。李大波抱着大枪,提心吊胆地做了押运兵。天擦黑时,军车正好在张登镇卸货,然后换上大车,再运往冀中军区的新地址唐县张各庄。红薇惦记着他的安全,几乎吃不下饭,睡不了觉,直到他挎着大包袱装做收敛生意回到成衣铺来,她那颗悬着的心才能放下。

  但这不是李大波最重要的任务,因为子弹枪支可以在战斗中缴获,最重要的是,要搞到医疗器械和药品等奇缺的物资。李大波一进保定,马上赶到思罗医院去和敌工人员取得联系。

  这思罗医院是一座美国教会开办的遐迩闻名的医院。它坐落在西关外一条热闹的大街上,距离着火车站不远,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旅客从它的门前经过。也有来自县城和乡镇成百上千的患者,被家人搀扶着到这里来求医购药。李大波沿着西大街,走到西城关。这里有日军伪军在城门前持枪站岗,还有中国的男女警察在对每个出入城门的行人进行搜身检查。

  李大波照例挎着包袱,交验过“居住证”,出了城,很快便在几行柳树浓荫中,来到思罗医院。他在挂号处挂了一个西医内科门诊号,他在药剂室里找到了那个名叫尤光起的内线,他穿着白大褂,戴着大口罩正在刷药瓶。接上关系后,他一声不响就带他到院长办公室。

  院长是美国人。他戴一副金边眼镜,穿一身医师的白袍。正坐在一张偌大的办公桌前写工作日志。一件黑色的牧师道袍,垂着一条银质的耶稣受难十字架,挂在他身后褐色护墙板的衣帽钩上。

  “史密斯先生,那边的人来提货了。”尤光起用英语说着。

  史密斯停住笔,抬起头,睁着一对蓝眼,审慎地望了望李大波,好像掂量着眼前这个小业主般的人,是不是有能力完成这项秘密重任。

  “请坐!”史密斯用汉话说着,有点不放心地问,“你清楚你的任务吗?”

  李大波立刻敏感到他的任务和他的装束之间的矛盾使这位小心谨慎的美国人产生了疑窦,便改用流利的英语对他讲了详细的任务、接头地点等等。

  他立即笑了,在刮得一圈儿青青的胡须当中,绽开一张阔大红润的嘴,露出整齐的一排白牙齿。他放心了。在这敌对战争的年代,李大波理解他的疑惑和谨慎。他站起高大的身躯,反锁上房门,谈了许久。

  “过去运送是很及时的,可是这次‘扫荡’行动,时间持续太长,路线也切断了,才打乱了我们的日程表。提起日军的这次屠杀,真野蛮可恨啊,上帝不会宽恕他们的!”史密斯本能地做出祷告的样子,双手合十地说道。

  “您到根据地去看过吗?”

  “没有。不过我收了一些受了枪伤的战士和老百姓,他们向我述说了那些凶残的事实。战争固然是两国交兵,可是像德国鬼子用煤气把平民活活熏死和日本兵这样大规模的开展以杀人为乐的竞赛,却是世界战争史上少有的。”他摇摇头叹息一声,“这太不人道了!”

  李大波听了他的话,由不得暗自好笑,但他隐藏了内心的讥讽,更不想和他辩论,他只想通过这个同情抗日队伍的人,拿到急切需要的物资。他很想把他们的谈话领上他要谈的主题,试探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史密斯难得碰见能和他谈谈心的人,他在中国没有家眷。自从珍珠港事件后,他更感到孤苦伶丁,要不是日本占领军部考虑到医院工作上的需要和深恐激起群众的反对,他早已被日本当局遣送到潍县集中营去关押了。他幸运地依然留在这个思罗医院里。平时他的医务很忙,除了这所医院需要他管理和医治病人外,还在教会办的南关医务所里兼管许多事务。而这两个单位,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中国的高级助手,都主动勇敢地帮助八路军往冀中运送医药和医疗器械。

  史密斯告诉李大波他几乎每天深夜都偷听美国的广播。知道不少关于苏德战场、非洲战场和亚太战争的消息。他笑着说:“感谢上帝,苏联终于夺回了罗斯托夫、加里宁、齐赫文,在刻赤—菲奥多西亚展开登陆战役,而在莫斯科转入反攻了!”他兴奋地如数家珍般说着,然后又满眼放光地说,“你知道吗?我们美军在中途岛和日军展开海战,日军损失非常惨重啊!”

  李大波耐心地等到最后,他才摊开两手,耸耸肩说,“对不起,自从日军‘扫荡’断了这条线索,就没有接上,过去都是北平协和医院把药品和器械凑好,先运到我们思罗,然后由我们这里运往你们内地。现在,我被限制不能外出,”说着,他脱掉一只白罩衫的袖子,露出那个“击灭英美”的袖章,愤愤地说,“你看,这种人格污辱!”

  “那我自己亲自到北平去联系吧,行吗?”

  “行啊,那太好了!”他乐得搓着两只瘦长的白手,很快地写了一封介绍信,交给了李大波。

  红薇给李大波收拾着出门带的简单用具。他打算乘下午两点的火车,赶往北平。她又为他担心起来。

  “你到北平,住在什么地方呀?”

  李大波笑了。“你真孩子气,北平这么大地方,随便找个小店,住哪儿不行呀。”

  “我担心特务查店。”她认真地想了想说道,“王妈妈大概还在景山公馆,谁都知道你是她的侄子,你住到那里可能保险一点。”

  “好吧,到时候我看情况再决定吧。”

  经过三四个小时的列车运行,刚近黄昏,李大波便在前门车站下了火车。在站外他乘上一辆有轨的老式电车,便来到了东单三条豫王府旧地的协和医院。

  原来这所著名的医院里有好几位有名的美国留学的医生,出于抗日爱国,都被城工部的同志,在卢沟桥事变一发生就动员他们到冀中根据地了,这些人亲自经历了八路军缺医少药的困难,都主动跟协和医院联系支援医药。从此,冀中区的八路军便跟协和医院建立了秘密联系。这件光荣而危险的任务,就由深入到该院的一名总务李庆丰同志担任。再由一位名叫黄浩的同志,担负输送任务。在“五一大扫荡”前,他几乎每月输送十几批医药,光是甲种、乙种、丙种的手术包就有几百份,还有各种药品和器械。冀中的卫生院就是靠这种无私无畏的输送建立起来的,而且还装备了贺龙的一二〇师。连1939年白求恩到冀中来,对八路军能动员这么些有才干的教授、专家医生来根据地和有协和这样的大医院暗中资助,都十分欣赏。

  李大波在王府井“圣母升天”小学,找到了黄浩先生。李大波觉得真是凑巧,他知道红薇被理查德从遵化老家骗来时,上的第一所学校便是这个“圣母升天”小学校。黄浩当时穿着黑色的道袍。他的公开职务是教会长老,这所小学的校长。对于李大波的到来,他十分高兴。一种急切等待的热情微笑,挂在他那张开朗的脸上。

  “啊,大波同志,我已经等得太久了,心里焦急得不得了,这次日本的‘扫荡’特别凶,损失很大吧?”他关怀地问着。

  “是的,带有摧毁性的破坏,死亡、奸淫烧杀,无所不用其极。不过,尚可告慰的是,主力部队损失不算太大。从战争的意义上,日本并未扑捉到我们的作战主体,这应该说是冈村宁次发动这场大规模‘扫荡’的失败。”李大波热切地回答,然后挥了一下手,像做结论似的说,“这肯定是日本在战败前,在华北所能发动的最后一次拼命挣扎的战役了。”“谢谢上帝,但愿如此。”黄浩张大了嘴,喘息了一声,马上抓住了本题,“货已经征集齐了,就在协和医院的地下室的一间储藏室存着,再不来,我真担心药品失效。啊,现在好了。”他快乐得像个大孩子似地搓着两手。“那我们就分头行动吧。”

  按照过去的规矩,北平驻有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和战区司令部,以及集团军司令部,监管得非常严,东西不好从这里运出,只好伪装成协和医院从教会的系统拨发给下属机构——思罗医院的正常医药供应,运到保定再想办法把这些东西,通过陆路或水路转运到根据地。

  “现在我们还得这么办,由我设法把货物运到思罗医院和南关医务所,你负责把它运往敌后。”黄浩和李大波就这么顺利地商量定了,就从这一天起,便展开了往根据地的秘密运输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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