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启示录(135)_柳溪

一三五

　　红薇很快克服了最初的紧张，她不正面回答他的话，笑着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说：“看你，怎么穿得这么讲究、阔气呀？你大概发洋财了吧？”

　　“嘘！”他低声地嘘了一下，向大街左右看了看，故意装出紧张神秘的模样，用套近乎的口气说：“表嫂，我已经打入敌伪的上层，我这种打扮，是为了工作的需要……”

　　红薇慢慢地向大街的东头走着，有意识地想把他赶快引开这一带地方，她向通向金钢桥的天纬路走去。他边走边小声地向她叙述着，他编排好的那套假话，在红薇脸前继续伪装他的革命身份。他脸上浮漾的难以压抑的微笑，无意中宣泄了他那种“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特殊喜悦。上一次他好不容易地侦察到她的足迹，但是等他向曹刚做了汇报来掏窝时，她却做了“漏网鱼”，突然搬了家，不见踪影。这次他终于又重新逮住了这条溜走的鱼。他感到这是天赐良机。为了避免红薇对他的猜疑，他强按捺下心里涌上来的喜悦，采取迂回战术，把她拖住。

　　“唉，”他摇摇头，发出感慨地低声说，“这两年的日子可真难熬啊！有些同志被捕了，牺牲了，也有一些人叛变了……我到处躲来躲去，才没有落入敌人的罗网……我真想回根据地，可是，党不批准呀，只好在这里咬牙坚持。”他摇着头，苦涩地笑了，牵了一下红薇的衣襟，也是为了吊她的胃口，他把声音压得更低地说：“我已经混入了敌伪机关，喏，你看，中华通讯社，”他揭开呢子大衣的一角，露出了一枚小小的社徽，“当了一名外勤记者……前几天我跑新闻，在警察局听到一个消息，说他们逮着了一名中共地下要员，叫王鸿恩，经我细打听，听介绍情况，我觉着这人好像是我大波表哥，快告诉我，我表哥是不是出了事？”

　　红薇的心猛地一跳。她多么焦急地追觅着大波的下落啊！一阵掩饰不住的痛苦，使她眼里突然涌满了泪水，低下头，盘算着是否对他说出李大波被捕的实情。

　　“红薇，你别难过，告诉我，我不仅可以打听出他的下落，而且还能设法营救他！”艾洪水看出红薇的犹豫，便用攻心的战术吸引她：“我实在想表哥啊！我们俩自小在一起长大，又一齐逃进关内，一起在天津上学，我们比亲兄弟还要亲呀！没有他，我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没着没落的，我怎么能忍心看他遭敌人的逮捕、刑讯而不管呢！”

　　他说的如泣如诉，她又打听李大波的下落，听了他的花言巧语，她有些犹豫了，终于对他说了实话：“是的，你表哥失踪已经快一个月了，我还没打听到他的下落。”

　　“好，这件事你就交给我办，”艾洪水痛快地说，见她上钩，继续伪装下去，“我在敌伪那儿隐蔽得很深，条件比你方便，我马上就去打听，你听我的回信吧！……可是，我怎么才能通知你呢？你住在哪儿？”

　　红薇只好把住址、自己的化名，李大波担任的掩护职业，都一古脑儿告诉了艾洪水。

　　艾洪水得到了这些他花费了多少时间都没得到的消息，心里暗喜。他心中盘算：红薇一定会联系着中共在天津的某个地下组织，这样，就可以顺藤摸瓜，见缝插针。日本人的特务机关，还没有在平津两座大城市破获过中共的秘密组织，如果由他首先侦察出来，那日本人定会给他以最大的信任和最高的奖赏。他，何愁不在对他颐使气指的曹刚之上？！但是他压下这些美妙的联想，假惺惺地对红薇说：“红薇，你不用发愁，你也别过份难过，不管多么艰难，即使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一定要把表哥的下落打听出来，设法营救他。你就放心吧，事不宜迟，我这就去！”

　　他握一握红薇的手，匆匆地走了。

　　红薇木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艾洪水挺胸阔步走远的背影，她似乎清醒了一点。忽然一个可怕的念头袭上脑际，她无意中暴露了组织秘密，她难过，后悔得几乎不能自持。她在心里咒骂自己：“哎呀，方红薇！你有什么权利把住址泄露给任何一个人呢？这是党的交通站呀！这是违背党的纪律的！哎呀，我真傻！为什么我没顾上反问他住在什么地方呢？我可以去找他，而不应该让他来我家呀！”她真是追悔莫及，茫然若失。她真恨自己缺乏经验，没有足够的警惕。她在原地自悔自艾地站着，直到有不少来往的行人向她投来奇怪的一瞥目光，她才醒悟似地离开那个站久的地方，绕道迂回着回到家里。

　　她在屋里，几乎失去了常态，一阵阵总是心惊肉跳。她时而觉得对李大波的事抱有希望，时而绝望悲观；时而觉得艾洪水不会那么坏，时而又感到危险万分，就要大难临头，她闯下了大祸。到了傍晚，她才彻底冷静下来，思前想后感到处境危险，必须采取措施，她实在受不了这种精神煎熬，便起身出门，准备去杨承烈那里汇报白天发生的事情，以及她暴露交通站地址的有失检点。

　　她告诉王妈妈等门，便离开家。这里是河北区中国地最穷的地方，没有路灯，土路坑坑洼洼，她深一脚浅一脚地好容易走到东窑洼街上。来到文具店跟前，见已上了门板。她心里觉着有点诧异：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关门了？这时，正是霞光尚没消尽，月亮已升上天空的时刻。借着月光的映照，她看见门板上贴着一张白纸，上写：“此屋出租，此铺出倒”。她惊呆了，这是怎么回事？！是转移了？还是出了什么事了？！两天前她来汇报工作，老杨一个字也没提起过，她感到一阵茫然若失，心脏又怦然地狂跳起来。她渐渐清醒一些，这儿不是久留之地，于是她火速抬起有千斤重的腿脚，赶紧顺着原路往家走，她边走边痛心地想着：“我和党的关系就这样切断了，我失掉了和党的联系。”她回到家，一头扎到被摞上哭起来，也不吃饭。

　　王妈妈见她这副神态，急得拍着手巴掌，忙问：“还没打听出点信儿？哭啥哩？大波出了事儿，你可别红口白牙地嚎丧，这可主着不吉利呀！”

　　红薇赶快擦干眼泪，她当然不能说出她哭的原因。王妈妈边揭开锅盖，边叫着他们吃饭。

　　鱼儿高兴地跳起来喊叫着：“哦！吃饭喽！奶奶，您做什么好吃的啦！”

　　“糊山芋，蒸窝头。”

　　“又是这个，没蒸点白面馒头吗？”

　　“看把你美的，你还没长那吃好东西的牙哪，”王妈妈瞪了一眼鱼儿，“你不知道姑父出了事儿，过几天咱更没人挣钱了吗？”

　　“我姑父出了什么事儿呀？”鱼儿惊讶地瞪着一对亮晶晶的黑眼睛。

　　“你没看这些天没回来吗？八成让日本鬼子给逮走了。”他跺着脚，挥着小拳头说：“小日本儿真可恨，逮我姑父！”

　　“孩子，你可千万别出去说呀，把你逮到宪兵队灌辣椒水儿，轧杠子。”王妈妈吓唬着他。

　　“奶奶，你放心，我现在不说，等我长大了，就去打日本！”

　　他们来到饭桌上，当他看到桌上已摆好了一盘熬小鲫头鱼，他才变得情绪高涨起来。

　　饭后，红薇坐在屋里，手肘拄在桌上，托着腮，专心地想着文具店关门和杨承烈的去向，交通站的工作，以及没了大波，如何维持生计的问题。特别是她没有一时一刻忘记过李大波，一想到他在敌人的监狱里受刑，她就难过的死去活来，而这些，是她在理查德的景山公馆绝不会遇到的事情。她真不知道今后如何支撑下去。

　　王妈妈坐在炉旁一边给鱼儿补袜底儿，一边和红薇说着话儿给她解心宽。

　　门外一股凛冽的寒风，正卷着残枝败叶，刮过1940年的大地……好凄惨的一个冬夜啊！

　　正在她俩对坐愁思的时候，忽然传来一阵轻轻的叩门声。红薇有些纳闷儿，这么晚了，会有什么人来呢？难道是艾洪水吗？她站起身，迟疑着要去开门，王妈妈把她拦住。

　　“孩子，让我这老婆子去，不知道是好人还是歹人哪！前几天裕升和杂货铺的掌柜，还不是让一群砸明火的土匪，冒充查户口，给绑票了吗？这年头儿，可要小心点儿。”王妈妈刚走出屋又踅回来：“宝贝儿吔！你到厕所里躲着，如果是歹人，我喊一声，你就从厕所跳墙逃走，过了墙是煤铺，你一时逃不了，就藏在煤垛后边。你快去，别管我。我这么大岁数了，豁出去这副老骨头跟他们拼了；就是让他们打死，也不算短命。你们年轻，还得活着打鬼子，好好地抗日哩！”

　　红薇眼里噙着泪，听话地躲到小院角上的厕所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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