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启示录(116)_柳溪

一一六

　　夜已经很深了。外面刮着呼啸的北风。从河滩那儿不时传来因寒冷而坚冰的坼裂声。纸糊的木格子窗户上，为了防寒和怕灯光外泄，挂了厚厚的稻草苫子，用绳子坠着半块砖。

　　“你没有出意外，这就是万幸，”王妈妈倚在炕头上，也安慰着红薇，“万顺不会申斥你，你放心吧！”

　　“这都是小事，要紧的是必须向党汇报，以免出别的差错。”王万祥慢声细语地说，又紧着吸两口烟，“明天把对面的小东屋收拾好，你和我妈就住在那屋，你暂时哪儿也别去，就在屋里猫着，我先去汇报。还有另一层缘故，如果组织上不知道，又正赶上大波回来，冒冒失失地先回你们那个家，还不让蹲坑的特务等上吗？”

　　红薇吃惊地张着嘴，吓得顾不上哭泣了。她急得拍着大腿说：“哎呀，真是的，遇事我倒胡涂啦，也不知他现在在哪儿，没法儿通知他，这可怎么办哪？”

　　“所以得汇报呀，组织上自然会想办法知会他的……天不早了，逃出来就不易，睡觉吧，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那天夜里，红薇和王妈妈跟万祥的一家都挤在那条土炕上入睡了。凤娟知道他们回来了，睁了睁眼，瞧了瞧他们又翻身睡着了。她每天要从河滩步行到小刘庄的棉纺厂去络线，一天往返要走几十里地的路程，实在是太乏累了。红薇在锅台上搭了一块木板，铺了草苫，她就睡在那里。但是她满腹的心事，从小又有择席的习惯，所以她一直躺在那里没睡。

　　见景生情，她想到她十二岁那年的复活节——也就是被理查德拐骗来的第二年春天，因为淘气，带着景山公馆附近的邻居家小孩儿——小牛子、黑妞儿、小臭臭、小乐子，到教堂的后院去逮鸽子、掏鸟蛋，一下子窜出了一条花蛇把她的太阳穴咬伤了，她从木梯子上摔下来，送进了协和医院，后来她的病又转了伤寒，最后她被王妈妈带回河滩的家，她就是在这间茅屋草舍里养好的病，从死神手里夺回了那条小命，才没落到雷曼医生手里做细菌试验品的。她又记起她和鱼儿用一块破木板，钉上两根铁棍儿，自制了小木排，多么快乐地在结了冰的河面上飞也似地滑着，有一次差点儿掉到冰窟窿里。

　　她还记起夏天，她和鱼儿站在河边上看着鸬鹚扎猛子逮鱼，他们在岸上脱下小布衫儿飞跑着捕捉蜻蜓，站在浅滩的湿泥里捞螺蛳……但这一切都使她想起了李大波，就是在这间茅草小屋里，给了她人生最甜蜜的爱情，奠定了她的幸福婚姻。没有比今夜她更想念他、更惦记着他的了，一个最揪心的问题，魂牵梦绕地纠缠着她：“唉，大波！你现在究竟在哪儿呢？你是否平安？我理解你不能跟我取得联系……可是我多么记挂着你呀！只有你回到我的身边，我这颗悬揣不安的心，才会放下来……”

　　凛冽的寒风仍旧在肆虐地呼号，从新开河对岸法政学院高墙里的树林深处，传来了鸱鸺鸟令人害怕的叫声：“嘎，嘎，哈哈哈……”

　　从法政桥那边，又飘过来敌人铁闷子车警笛的怪叫声，呜，呜呜……她恐怖地想着：“敌人又夜里出来逮人了。真烦人啊！这沦陷区漫漫的黑夜可真长呀！……”

　　正当艾洪水蹲坑、方红薇搬家转移的时候，李大波随着董道宁从上海乘“加拿大皇后号”轮船早已来到香港。到港的第二天，就有一个人等在他们下榻的“黄玫瑰旅馆”门前，从汽车的玻璃窗缝里，给高宗武塞进一张小纸条来。他打开一看，上写：“校长追查去东瀛事，万不可归。”他吓得脸色发灰，立刻大口吐了血。再找那人，早已无影无踪。他猜测这一定是军统内部知密、又跟他是知己的人，才特来给他送信。他明白他双手空空、又擅自去了东京，回去之后势必遭到逮捕或监禁。他便以旧病复发为由，住进香港的一家私人医院，决定不回重庆。

　　董道宁把高宗武安置好，便和李大波日夜兼程，水旱并举，赶往重庆。一路上，李大波精心地记住那些往来沦陷区和重庆之间秘密的交通小道。特别是在河南与安徽交界的界首，彼此过路，虽有盘查，但好像达成一种默契，各自往返，欣然放行。日方和重庆谁也不纠缠谁。

　　跋山涉水，一进入重庆，他俩便驱车直接来到海棠溪畔周佛海的官邸。那时已是黄昏以后，整座山城大放光明。大街、商店、戏院、舞场，熙熙攘攘，歌舞升平，几乎看不见一点战争的迹象。只是军人的汽车往来如梭，中央政府迁来，重庆的街头比过去人更多更热闹罢了。

　　周佛海在客厅里接待他们。董道宁先把李大波介绍给他。

　　“这位是章幼德先生，满洲的首富，张景惠的亲戚，上海的可靠朋友给介绍的，幸亏有他，他除了给咱整理材料外，还帮助照料高司长，不然的话，简直到不了香港。给您，这是书面汇报，这是高司长写给您的信。”

　　周佛海今晚没有宴会，也没有出去寻欢作乐。自从他派出手下两员大将前往香港、日本接洽所谓“和平方案”以来，他便心悬两地、坐卧不安地每天等待佳音。有一次他去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大本营会议，就有人私下里告诉他，蒋已叫陈布雷追问高宗武去东京的事情，他很怕追到他的头上，所以那天的会议，他坐的席位离蒋介石最远。现在见董道宁回来、高宗武留港，他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他现在听董道宁介绍李大波的简况，便向他客客气气地点点头，伸一下手，给他指一下座位。李大波已克服了进入重庆时的精神紧张，便不卑不亢地坐到椅子上，准备仔细听他俩谈话。

　　周佛海穿着蓝缎子宽大睡袍，戴上度数不深的花镜，一目十行地浏览那份写好的材料。他俩喝着茶，静静地等待周佛海看完材料。

　　“好！你这趟没有白去，”周佛海看完把材料放到桌上，操着湖南口音说，“你觉得日本军政两界对倒蒋扶汪是很坚决的吗？”

　　“是的，我和高司长曾会见过板垣陆军大臣和近卫首相，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很希望汪兆铭副总裁出来组织一个中央政府。”

　　周佛海沉思了一下，看看墙上的挂钟，刚八点半，便说：“走，咱俩去见见汪先生，我打算先把这材料拿给他看，看他有什么表示。”

　　他赶忙脱掉睡袍，换上中山装。又叫听差的通知备车。董道宁帮他穿上薄呢子大衣，戴上礼帽，抓起那叠材料，就往外走。

　　董道宁对李大波说：“你先在这儿等等，我们去去就来。”

　　“不，我改了主意，材料既是他整理的，如果汪先生想问的更详细，他可以做补充，一块跟着去吧！”周佛海站在前厅的过道里这样吩咐着。

　　于是他们三个人一同上了车。李大波心里真是又惊又喜。他一点儿也没想到他会得到这样的机会，直接面对这么高层次的跟敌人秘密勾结的具体活动细节，这是千金难买的绝密情报。但是尽管他心里为此高兴得心花怒放，他还必须十分谨慎地装出既若无其事又奉公守法、不苟言笑的沉静踏实模样。汽车穿过灯明如昼的闹市，朝歌乐山麓那方向驶去。

　　当仆人报告周佛海带着两位客人求见的时候，汪精卫那白皙的脸上，多少呈现出有点惊讶的表情。他那两只稍圆的大眼，很快地眨动个不停，两道乌黑的八字眉，眉梢儿更显得下垂了。他正和他的夫人陈璧君——一个极丑的、但是门庭显赫、娘家非常阔绰的黑脸胖女人，坐在桌旁对弈。这个曾经是广东番禺一个多子女家庭出身、翩翩美貌小生的汪精卫，一直是著名的亲日派。

　　由于全国人民抗日的呼声高涨，他只有蛰居在这个幽闭的大宅院里。他是一个野心勃勃、领袖欲极强、政治上反复无常的政客。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使他为前途渺茫而苦恼。他在国民党内为争夺领袖地位而和蒋介石明争暗斗。但近来他忍不住跟蒋介石进行唇枪舌战。思想激烈交锋的结果，他跟蒋介石的关系恶劣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今天白天他参加了大本营的论证例会，他居然拍着桌子口飞白沫地质问：“我请问：如果像长沙那样放一把大火，化为焦土，就万事休矣！如果像长沙那样烧掉战区内的一切物资，我们又将以何处的物资去抗战呢？”

　　蒋介石红着脸，梗着脖子，没有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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