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启示录(自序3)_柳溪

自序3

　　那场旷日持久、残酷无比的抗日战争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它不仅带给中国人民和亚洲许多国家的人民以巨大的灾难，同样给发动战争的日本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按照我最初的构想，只想和过去有人写抗日战争的文学作品那样，写出战士如何英勇抗击敌人，人民如何支援战争的生动故事就可以了。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前进，我意识到，仅仅这样的构想，已经远远不够了。我应该站在90年代的历史高度上，多角度，多侧面，全方位地回顾、展示这场宏伟的战争，展示这场战争给人民带来了什么……

　　俄国文豪雷翁·托尔斯泰在写《战争与和平》时，曾经阅读了四年的有关资料，帮助作家拓宽眼界，思考更深刻的历史内涵，不仅充实了作品的内容，重现那段历史真实的进程，刻画了无数典型人物，从而从广度和深度上增加了对主题的开掘和强化，使这位有过战争经历、在自己庄园住着写作的伯爵写出了这部辉煌巨著，使他一跃而成为俄国乃至世界的文学杰作。

　　大师的这种事先有充足创作准备的写作方法，给我们后世提供了艰苦工作的榜样，我们当今的晚辈作家，完全可以向这位大师学习这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于是在1983年《功与罪》出版后，我改变了我最初的那种构想，拿出我最大的毅力，决然放弃了这部已经写成的小说原稿，重新结构、重新写作。

　　那场昨天的战争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许多指挥那场战争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不少战争亲历者在上断头台或病死之前，有很多人写了日记、回忆录等文章，还有当时的各种出版物，以及历史学家们所写的长卷教科书，还有我国的老帅们也留下了最宝贵的回忆文章，现实已具备了打开我狭窄思路的广阔历史知识，于是我掉进这个资料海洋达四五年之久，它使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重要的是使我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到这场战争的全貌，重大历史事件的详细情节，国际国内复杂的政治关连，以及当时进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战场的影响，等等，从而打开了我的视野，开拓了我的心胸。

　　尤为重要的一课是我在1987年重新结构和写作这部小说时，又重新回到当年的根据地进行较长期的采访，并和许多当年我的老领导、老首长进行了访问座谈。例如吕正操同志、孙毅同志（他俩是冀中军区司令员），史立德同志（现为国务院离休领导干部）、赵亚平同志（冀中军区第一任妇会主任），高崇信（原炮兵司令部领导人之一）、李健（北京军区参谋长）、高墨华、王程远（原抗战时高阳县委书记，当时领导了抵制敌人的“新国民运动——反共誓约”的战斗），成学俞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教部部长）、刘广钰同志（原海军司令员）、李运昌同志（原冀东军区司令员）、还有刘秉彦同志（原河北省人大副主任）他原是冀中军区十分区的司令员，而十分区地临平津保三角地带，是当时敌人兵力最强、环境最为残酷的一处地方，在他的指挥下，不但坚持了地区、而且还创造了“红色的苇塘”。

　　我在冀中军区工作时，就认识这位老诚持重、指挥若定的司令员，他被普遍认为是“欧格涅夫”式的思想先进的军事指挥员（苏联剧本《前线》中的人物）。在军区开会时，他给我的印象是精明、富有朝气、年轻而潇洒。四十多个春秋过去，这次我有幸又与他重逢，并进行了采访，这时我才在崇敬之外更加深了对他的了解，原来事变前他是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学生，难怪他的头脑那么清晰、理解能力那么强。每次战斗之前他都精心研究策划战斗，他亲自在集上打死了一个牵着洋狗外号“大下巴”的日本队长，威震四方，立刻就打开了局面。

　　这不过是他身经百战中的一个事例而已。这次除了回忆一些战斗情节外，他又读了许多有关战争理论的思考。例如他说：“如果你没有实践经验，光看《论持久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毛泽东说：‘平原游击战坚持有季节性’，而我们都坚持住了。平原游击队的坚持，已越过了毛的论断”，他又说：“在敌人猖狂时，主要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执行的好，转入地下，休养生息，并没减。”“游击战主要是依靠人民。人民从儿童团到老人、从男到女，每个人都在生死前经历了考验。”而他这位真实人的形象，多么坚实地开辟了我创造男主人公的道路。

　　最后是那时的晋察冀军区政委程子华同志，他听说我要写一部有关抗日战争的作品，正在采访和搜集材料，他就通过成学俞同志把我接到他的家里，和我做了长时间的谈话，关心我的作品主题思想落在何处。我做了回答后，他微笑着说：“你这样思考就对了，很对头，要知道描写那场战争绝不能只写某个指挥员或几个英雄人物，最主要的是写人民对战争的支援，没有那么好的人民，我们就不可能赢得那场战争的胜利。”我过去只能远远地看着这位有威望的领导者，今天我就坐在他的对面，我看到他的胳膊、手腕、肩胛多处有枪伤的疤痕，有的至今还带着子弹片，身体很瘦弱，说话声音低微，但他的精神却依然那么矍铄，当时他的情绪很好，并和我合影留念。

　　可是没过多久，就从电波中传来他病逝的消息。想到他对我这个晚生后辈如此谆谆善诱、真挚指导，对他的逝世，我的悲悼是可想而知的。总之，我所采访的这些人物，都是抗日战争中敌人闻风丧胆的英雄人物，他们的光辉形象和杰出的业绩，对于蕴育我作品的新胚胎，起了极大的充实作用。我再一次印证了“生活是我们的教科书”这一真理没变。从这以后，我又用了七年的时间才在原来稿本的基础上重新写出了这部小说，除了1957年至1966年的零碎写作时间不算，从阅读大量资料、看同类参考书（如战争风云、战争与回忆等）到写作完成共用去我整整十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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