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之歌(76)_杨沫

七六

　　大娘听到这句问话，苍白瘦削而且满是细碎皱纹的脸上，忽然闪过一丝喜悦的光辉，仿佛昏黑的天空中猛然打过的闪电。这是一个人消逝了的幸福一瞬间又在心上闪过的征兆；也是一个母亲长久埋藏在心底的爱情的再现。大娘脸上这种喜悦的光辉只是一闪就消失了，接着却是深深的悲哀——绝望的悲哀使得她的声音颤抖起来：“先生，提起我那儿子，这孩子长的圆头虎脑，别提多听话啦。家里穷，他爹给人拉长工，我也给财主家缝缝洗洗的成天不在家，他就在家看着小妹妹，拾柴、做饭，十岁的孩子像个大人似的什么都干。后来，有这么一天——这一天……”眼泪像倾盆的雨，唰唰地往下流，大娘哭着说完了她儿子的故事。“这一天，天下大雪，缸里没有水，孩子肚里饿要做饭，就上井台上去打水，十岁的孩子呵，一个人上井台去打水。谁知井台上的冰一滑，孩子就、就掉到井里啦。天寒地冻谁也没见，孩子，我那小狗子就、就……”

　　大娘的声音和眼泪，使得道静有点不知所措。她的手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紧紧握住大娘的手。而且本来准备向大娘讲的一些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道理，现在一句也讲不出来，她只是慌促地说：“大娘别难过——大娘，您想开一点……”

　　大娘用衣襟擦干眼泪，压抑不住的痛苦发泄过去了，她立刻又安静下来，呆呆地用红肿的眼睛，看着道静说：“张先生，咱们有缘。我一见你就想把心里的话跟你说。你看，我在他老宋家呆了十年啦，这狗子的事，我一回也没跟东家学说过。”

　　道静趁机说：“我跟您一样，也受过点苦。我是后娘养大的，她待我不好……可是，东家都是富贵人家的人，他们哪知道咱们穷人的苦。”

　　“你也受过苦？”大娘惊奇地说，“看你细皮嫩肉的，又是念洋学的，可不像呵。”

　　道静站起身把煤油灯捻小了，回到炕边，拉住大娘的胳膊说：“大娘，您累了一天，躺下歇着吧，我的事，有了空再跟您说。”

　　大娘也一把拉住道静的胳膊：“闺女，说说吧。有了难受的事，说了心里就痛快。我要是碰着一个知心人，说说心里的话，我就觉得痛快多啦。”

　　“大娘，您叫我闺女啦？那可太好啦！”道静坐在炕沿上高兴地说，“我没有亲娘，从小没人疼。您要听我的事，那您躺下咱们躺着说。”

　　于是，道静就和陈大娘脸对脸躺在炕上说起来。

　　“我一岁时我亲妈就死啦。我跟着后妈——她是个非常狠毒的女人。家里虽然挺有钱，她穿着绫罗绸缎，她亲生的儿子也是呢子缎子穿着；可是，我却像个要饭的小叫花子，身上破破烂烂。一到冬天我可受罪啦。天寒地冻的日子，她连双棉鞋都不给我穿，袜子也破成大窟窿。我才是个六、七岁的孩子，她成天打发我上街给她买这个做那个。买回来一不如意，伸手就打，张嘴就骂。我的脚后跟冻烂了，烂成一个个的大窟窿，痛得要命，她连问都不问，一拐一拐地还得给她去买……大娘，我一想起我小时候那个样儿就心酸——一件破棉袄，里面的虱子滚成蛋；头上几根干柴一样的头发也长满了虱子；小手冻得像个紫萝卜；两只脚烂得提不上鞋……”

　　陈大娘一把拉住林道静的手，含着眼泪说：“闺女，可苦了你啦。我那闺女小子们家里虽然穷，可也没叫他们这么样苦过……你，你那后娘可实在太狠啦。”

　　“大娘，谢谢您关心我。我还要告诉您一件我永远也忘不了的事。我八岁那年冬天，有一天天都黑了，还下着大雪，我后妈拿着一封信，叫我给她去找一个人，取回一杆大烟枪。说是取不回来不要回家。我就去啦。找到这个人家里，他不在家，我又上别处去找。找来找去，找到快半夜了，才找回这杆大烟枪。我拿着这杆烟枪，一个人往家里走。半夜三更，下着大雪，还刮着风，路上一个行人也没有。我又冷、又怕、又困，心里真难过，想大声哭，可是也哭不出来。不知怎的，就迷失了方向，再也找不着家啦。越急越找不着，越走越糊涂。那时，我们家住在北平的西城，取烟枪也在西城，可是我转来转去转到北城去了。困的我想倒在人家门洞里就睡，可是，那呼呼的北风，那么大的雪，我知道我一睡下就得冻死，所以我还是顺着胡同和大街跑。开始，我不愿出声，也不愿问人；后来，实在受不住了，我就像小狗一样哭嚎起来。哭着、跑着，直到后半夜，才碰到一个好心眼的洋车夫把我拉回家里来。可是回到家，我后妈又给我一顿臭骂——她骂我回来晚了，耽误了她抽大烟。她连洋车钱都不肯给……”

　　说到这里，幼年惨痛生活的回忆，使得道静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陈大娘在昏暗的小屋中死死地盯住她，而且嘴里不住连连地说：“闺女，好苦命的闺女呀！……”大娘也哭了。

　　第二部第十章

　　过了两天。傍晚，道静领着文台在前跨院看见了许满屯。

　　他正在井台上打水饮牲口，宋郁彬站在井台边和他说着话。

　　道静好像闲蹓跶，站在旁边听起来。

　　“满屯，我问你，”宋郁彬白胖的没有一点皱纹的脸上露着和蔼的笑容，“满屯，你们长工的生活是不是比过去好多了？”

　　满屯摇着辘轳扭过头来：“您说的是比什么时候？过去，那太长啦。”

　　宋郁彬沉思地点点头：“对，就说比前清吧。民国以来赋税制度变了，民权也平等了，雇工生活自不相同。”

　　许满屯懒洋洋地把水倒在一只煤油桶里，看看宋郁彬，露出一种微妙的笑容：“那个呀，您问我爷爷吧。我可说不上来。”

　　“你自己总该有所感觉。”宋郁彬摆摆那白胖的手又问下去，“比方现在，我对你的态度，比起我祖父对你爷爷的态度，我想，你该觉得出来它们是绝不相同的。”

　　“对，少东家对我们当长工的挺和气。”许满屯那微妙的笑容，使得站在旁边的林道静，有些担心害怕，——生怕宋郁彬发觉它们的讥讽意味。可是宋郁彬并没注意这些，在黑框的玳瑁眼镜后面，他非常得意地眯缝着小眼看着满屯笑道：“你说说。”

　　满屯说：“您常讲平权平等，也说过什么——劳工神——圣，我们做活的有了遭难的事您也常帮补我们。您真是……我可比我爷爷在老当家的手里做活沾光多啦。”

　　宋郁彬连连点头，并且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用铅笔记了下来。一回头，发现道静和文台站在旁边，就笑道：“张先生，我刚才和满屯的谈话，想必您已经听见了。我正在写一篇文章——《今日农村田赋之研究》，也想研究一下雇工、佃户的生活与过去不同之处。大概我和满屯的谈话，您不大感兴趣吧？”宋郁彬虽然是地主，但不大管家里的事。听说他最有兴趣的事是到县里或保定天津去参加些“学术活动”。所以老头子常骂他是败家子、不会过日子。

　　道静对那个干净、白胖的脸看了一眼，那脸上的黑眼镜可真有点念书人的味道。她想起了送她来时王先生对她讲过的话，心里说，“他并不像他说的那么厉害呀！”不过她嘴里却说：“宋先生，您们谈的我不懂。说不上对这些问题有没有兴趣。不过我对教文台、小素倒是有了兴趣。您看文台他们比过去怎么样？”

　　“谢谢！谢谢！那是好多啦。”接着，宋郁彬笑容可掬地又转向满屯说，“咱们请的这位女先生真是请着啦。难得连咱们的老当家的都说了好。哈哈！”

　　满屯看了道静一眼，没有说话。

　　“张先生，”宋郁彬又和蔼地对道静说，“说到这里，有点事想求您帮帮忙，不知可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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