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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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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荷门点点头,表示同意我的看法。他要我介绍一些作品给他,我仅就记忆所及,说了几位优秀作家的作品: ——汤玛斯·曼的《魔山》,乔也斯的《优力栖斯》与普鲁斯特的《往事追迹录》是现代文学的三宝。此外格雷夫斯的《我,克劳迪亚》;卡夫卡的《审判》;加谬的《黑死病》;福斯特的《往印度》;沙特的《自由之路》;福克纳的《喧哗与愤激》;浮琴尼亚.吴尔芙的《浪》;巴斯特纳克的《最后夏天》;海明威的《再会罢,武器》与《老人与海》;费滋哲罗的《大亨小传》;帕索斯的《美国》;莫拉维亚的《罗马一妇人》,以及芥川龙之介的短篇等等,都是每一个爱好文学的人必读的作品。 麦荷门脸上忽然出现一种奇特的表情,看起来,有点像苦力驮着太重的物件。 麦荷门是一个好强的青年,不但接受了我的劝告,而且还一再向我道谢。他是决定将文学当作劳役来接受的。我觉得他傻得可爱,至少在香港就不容易找到像他那样的傻子。 又过了一天,司马先生再一次向我提出严重警告,说是:如果再调戏他的女儿,他就要到法院去控告我了。我竭力否认此事,他不信。 又过了一天,我做了一场梦。梦见我编的《蝴蝶梦》已拍成,在港九两间专映头轮西片的戏院联合献映,卖座极盛,创立了本年度国语片最高票房纪录。 又过了一天,我在“告罗士打”遇到张丽丽。她与一个肥胖的男人在一起,打扮得十分花枝招展。我望着她。她望着我。我们用眼色交换寒暄。 又过了一天,我找到一间光猛的梗房,月租一百二,包水电。包租婆姓王,是个半老的徐娘,皮肤很白,丈夫在船上做工,每年回港两次。她有两个孩子,都是男的:一个二十岁;一个九岁。二十岁的那个名叫“王诚”,不读书,跟着父亲在船上当学徒;九岁的那个名叫“王实”,很笨,读小学一年级,还要留班。这一家人说是四个,实际等于两个,很清静。王太那一层楼并不大,两房一厅,分租了一间给我。看来,她的经济情形还不错,丈夫在船上做工,经常带些私货,赚钱不会有什么困难。照说,她是不应该分租的,但是她觉得太冷静,家里需要多一个男人。 又过了一天;我搬家了。除了书籍以外,只有简单的家具:一只床,一只写字台,两只椅子,一只五斗橱以及一只比五斗橱几乎大两倍的书架。我租了一辆小货车,由两个苦力将家具抬下楼去。司马夫妇出去打牌了,只有司马莉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听东尼·威廉姆斯唱的《只有你》。 ——走过来,有话跟你说。 当苦力们正在搬东西的时候,她忽然粗声粗气对我说。我走到她面前,问: ——什么事? ——将你的地址告诉我! ——为什么? ——难道这也需要理由? ——是的,非有充分的理由不可。 ——怕我吃掉你? ——怕你再制造谣言。她笑了。她点上一枝烟。她将烟圈喷在我的脸上。她睁大眼睛。她说: ——把你的地址告诉我。 ——等你到了二十岁时,再来找我。 我挪步朝卧房走去。她追上来,将嘴巴凑在我的耳边,声音低若蚊叫: ——告诉你一个秘密。 ——什么? ——你必须发誓不再讲给别人听。 ——那末,不必告诉我了。 我走去收拾东西。她追上来,将嘴巴凑在我耳边,声音依旧像蚊叫一般低。 ——你是一个固执的男人。 ——是的,我是一个固执的男人。 ——我喜欢你的固执。 ——不必再说这种话。 ——所以我还是愿意将自己的秘密告诉你,谅你也不会对别人讲的。 (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会有什么秘密?我想。考试作弊;抑或偷了别人的粉盒?) 吸一口烟,将话语随同青烟吐出: ——我在十五岁那年已经堕过胎了! 话语犹如晴天霹雳,使我感到极大的诧异。我瞪大眼睛望着她,她在笑。她的笑容极安详。 ——亚莉,我说。你还年轻,不能自暴自弃。 她将长长的烟蒂子往地板上一扔,用皮鞋踩熄后,说: ——你是一个写小说的人;但是头脑太旧。 ——对于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头脑太新,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危险?有什么危险? ——再过十年,你会了解我今天所说的话了。 苦力已经将所有的东西全部搬了下去。这间小小的梗房,空落落的,只有一些垃圾与旧报纸堆在地板上等待扫除。 ——再见,我说。 ——你还没有将地址告诉我。 ——还是不说的好。 走出司马家大门,我就听见司马莉在后面大声哭了起来。(眼泪是女人的武器,我想。它可以使软心肠的男人跌入陷阱。)我不是傻瓜,特别是头脑清醒的时候。 又过了一天,发现包租婆酒柜里放着不少洋酒,以为她也是一个酒鬼,后来才知道她并不嗜酒。 ——既然不喜欢喝,为什么放这么多的酒在酒柜里? 她的回答是: ——有了酒柜总不能没有酒! 又过了一天,包租婆请我喝了半瓶“黑白”威士忌。她的理由是:反正没有人喝。 又过了一天,我不但将剩下的半瓶“黑白”威士忌喝尽;而且另外还喝了几杯VAT69威士忌。王太赞我酒量好。我觉得她的笑容像一朵盛开的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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