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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当我从梦中惊醒时,听到外边仍有噼噼啪啪的声响。母亲坐在床边,露着并不代表喜悦的笑。她问我想不想吃粥,我摇摇头。我问她外边是不是还在打仗。她摇摇头,说是战事已经移到别处去了。我问她为什么外边仍有枪声,她说这不是枪声,这是爆竹声。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放爆竹,母亲说:两方打仗,必有胜败,谁胜了,免不了要放些爆竹庆祝一下。我认为这不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了战争的残酷。

  战争。战争。战争。

  “一二八”事变爆发。我不能到“南市”去上学,只好在静安寺路小沙渡路口的一家女子中学借读。“学生自治会”组织慰劳队,我也参加。我们募捐了不少钱,买了几十套灰布棉军服,乘坐两辆大卡车,到“罗店”“大场”去慰劳第五军与第十九路军的战士们。我是一个大孩子了,当然知道战争的恐怖。但是为了给战士们添温暖,竟跟着其余几个同学,在竹林中匍匐前进,只有勇气,并不意识到在火线上行走随时都有丧生的危险。我们原无必要这样做,终于这样做了。我们年轻,除了自己,对谁都不信任。我们愿意看到战士们穿上我们募捐来的棉军服而面露笑容。因此,我们不怕枪林弹雨。

  正当我们在竹林里匍匐前进时,一枚敌人的炮弹就在竹篁中爆炸了。我吃一惊;感受突呈麻痹。我下意识地以为自己已受伤,从迷漾度到清醒时,有人在我耳畔惊叫。抬起头来往前边一看:我们的级长,亦即是自治会的主席,仰卧着,满面鲜血,而且正在涔涔流出,看起来,像极了舞台上的关云长。他的额角已被弹片切去一大块,连脑浆都流了出来。两只眼睛睁得很大很大,眼珠子一动也不动。我从未见过这样恐怖的面孔,心里扑通扑通直跳。我实在看不下去了,站起身,正拟爬出竹林时,就听见级长忽然用发抖的声音说——请你们用大石头打死我!

  “八一三”事变爆发。中国空军出动,轰炸黄浦江上的日本旗舰“出云号”。敌军显然惊慌失措了,漫无目标地放射高射炮与机关枪,流弹不断落入租界。所有的大商店,都在门口堆沙袋或在玻璃橱窗上钉木板。从“南市”逃出来的难民,像潮水一般,涌向刚被辟为难民收容所的“大世界”。我乘坐公共汽车回家,经过“南京大戏院”门口,蓦然听到一声尖锐的风哨子,接着是天崩地裂的巨大爆炸。

  司机本能地将公共汽车煞住,大家探头车窗外,往后一看,才看到整个五角地带变成一个广大的尸体场了。许许多多血肉模糊的尸体堆在一起。那些受伤而被压在尸体下面的人,仍在呻吟,仍在挥动手脚。有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子,投在死去的母亲的怀抱中,哭得连嗓音都哑了。但是,最使我吃惊的是:一个被炸去了头颅的大汉,居然还在马路上奔跑。

  战争。战争。战争。

  日本偷击珍珠港。我在那家中学教历史,上午第一堂,高二班,唐代的宦官之祸与朋党之争。天气相当寒冷,玻璃窗外忽然传来刺耳的隆隆声,忙不迭走去窗边观看,几十辆日本坦克竞在广阔的南京路上隆隆而过。对街“冠生园”门前有个八九岁的男孩,想越过马路,疾步奔跑,恰巧有一辆坦克驶来,一声惨叫,那男孩被坦克碾过,身子压得扁扁的,犹如一张血纸般粘在平坦的柏油路上。没有人敢提出抗议;没有人离开行人道,大家只是呆呆地望着那些坦克车,脸上全无表情。

  战争。战争。战争。

  有血气的年轻人都到大后方去参加抗战。从宁波乘坐人力车,翻山越岭,通过封锁线,抵达宁海。在宁海住半个月,乘坐竹轿前往临海;然后从临海搭乘机帆船飘海,抵达温州。因为是非常时期,现代的交通工具已不容易找到,于是有血气的年轻人搭乘乌篷船前往丽水。在丽水住了三天,找不到木炭汽车,只好乘坐人力车。从丽水到龙泉约有六十华里,车夫的泥腿子搬动了一整天,终于将我载到龙泉——一座被敌机炸得失去了形的小城。我寄宿在—家小客栈里,等候前往赣州的便车。

  这家客栈的一堵墙壁已被敌机炸塌,晚上睡在麻制的蚊帐里,风劲时,等于睡在露天。一天早晨,楼下板房门口贴着一张红条,问帐房先生,才知道有个十一岁的男孩子正在出天花。听了这句话,吓了一大跳,连忙走毒红十字会种痘。种好痘出来,警报声起,大家慌慌张张地乱奔。迎面走来一个矮矮胖胖的女护士,我问她:防空洞在什么地方?她说,龙泉没有防空洞。我问:敌机就要来了,到什么地方去躲避?她的回答只有两个字:山脚!听了这两个字,立刻向山脚疾步奔去。奔到山脚,敌机已经在头上盘旋。

  听不到高射炮的射击声,却传来了炸弹频频爆炸的声音。龙泉燃起仇恨之火,敌机不断用机关枪扫射平民。我躲在两块大石中间,头上并无遮盖,不能算是安全的所在;但在危急中,再也找不到更好的地方了。幸而敌机不久就离去,警报解除。我直起身子,沿着田埂走回客栈。经过红十字会,发现医生红着眼圈,从菜畦将那位矮矮胖胖的女护士抱回来。我问他:受伤?他摇摇头,用叹息似的声音答:死了!——是的,这位几分钟前还跟我交谈过的女护士竟被敌机炸死了!

  战争。战争。战争。

  陪都。一个没有雾的中午。我与我的亲戚刚坐上餐桌,警报大鸣。大家照例安详地爬上那个小山坡,走出铁工厂,沿着汉渝公路走进防空洞。洞不大,两旁早已摆好条凳。由于逃警报的人不多,倒也并无窒息之感。坐在条凳上,可以望见蜿蜒向西的嘉陵江;也可以望见对岸的泥黄小山和工厂。说起来,风景倒是不错的,只因“五三”“五四”的印象还深,谁也没有欣赏风景的兴致了。

  事实上,逃警报对于战时的重庆人,早已变成一种习惯,也不一定会有太多的惊惶。我的亲戚是个十分镇定的中年人,逢事绝对不乱,每一次逃警报,必抓一把西瓜子,安详地坐在长凳上,瞌呀嗑的,不欣赏风景,也不跟任何人攀谈。铁工厂是他开设的,职员与工人都知道他的个性,一进防空洞,都不开腔了。惟其如此,洞内的气氛总比别处紧张。通常,有警报未必一定会遭敌机轰炸。就经验来说,倒是过境的次数比较多。

  不过,这一天,重庆又变成敌机的目标了,尽管高射炮剥剥剥地响个不休,炸弹还是接一连二掉下来。对岸是工厂区,落了好几枚炸弹,迅即燃烧起来。这应该是一件值得惊惶的事;然而坐在防空洞里的人却用好奇的眼光去欣赏对岸的火烧。大家依旧互不攀谈;不过所有的目光全部集中在对岸——只有我的亲戚依旧在嗑瓜子,依旧低着头,依旧将视线落在防空洞的泥地上。

  一会,警报解除,我的亲戚首先站起,大家松了一口气,跟在他背后走出防空洞。我的亲戚照例走在前头,因为他是铁工厂的老板。当我们在“汉渝”公路上行走时,有人发现铁工厂门口有一枚未爆炸的炸弹。我们站定了,不敢继续向前挪步。但是我的亲戚却若无其事地将脚步搬得很快。我忍不住大声唤他站定,他好像完全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他的妻子也焦急起来了,拼命呐喊,可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他的妻子怕出事,疾步奔上前去,一把将他拉住,用鸡啼一般的声音窘备他,说是炸弹随时会爆炸的,不能走近去。

  但是老板的意思恰巧跟她相反,说是惟其炸弹有随时爆炸的可能,所以一定要将它搬去田野,否则,整个工厂化为灰烬时,他就没有勇气继续活下去了。他的妻子正欲争辩,他像一匹脱缰的马,疾步向那枚炸弹奔去。他的动机是很明显的:想将那枚炸弹搬走。女人不肯让他冒险,疯狂追赶。就在老板用双手抱走那枚炸弹时,“轰”的一声,爆炸了。事后,我们没有找到这一对夫妇的尸体。我们找到的只是一只烧焦了的男式黄皮鞋和一只金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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