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吟(153)_莫应丰

一五三

　　这些话是从文工团楼顶上那个高音喇叭里传出来的，乘风碰到对面宿舍的墙上，反弹回来又碰到旁边一座仓库的墙上，再反射出去，不断地碰回，不断地反射：杀呀！杀呀……！

　　机关干部们低着头从楼前加快步子匆匆走过。杀呀杀呀的声音在他们头顶飞过来飞过去，人人把帽檐扯得低低的，深怕被忽然削走了。他们都知道这里正在发生着什么，他们目睹了整个冗长的戏剧。一会儿是喜剧，一会儿是闹剧，一会儿是恶作剧，当前又在演悲剧。在头几幕里扮演英雄的人现在变成囚徒了，监禁他的囚房就在楼下，窗口正对着来往的行人。头几天有人扭头看看，现在不看了，他并不是讨人喜爱的人，很难得到别人同情。因为他过去的壮举在人们心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全是一些不可一世的派头，蛮不讲理的态度，武断冲撞的语言，头上长角的形象，见人就顶的脾气，造孽多端的历史……不少人觉得这样也好，军营里可以恢复平静；而同时又不停地听到“杀呀！进攻！杀呀！进攻！”不知会不会有一天轮到自己。所以最好是低头走路，把帽子戴稳一点，多注意自己的安全。

　　新近衰败的革命家范子愚一脸颓丧默默无声地坐在写字台前，透过纱窗望着外面来来往往的行人，走过去一个，又走过去一个，又走过去一个……他感到所有这些人都是行尸，全无情性和感觉。但他羡慕他们还能自由地行走，比较起来，自己连行尸都不如，是一具坐尸。他忌恨自由来往的人们，眼睛翻白地盯着他们，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十分钟，人们在他视线圈里模模糊糊地晃过去。后来他疲倦了，躺到床上去，十指交叉将两只手压在后脑勺下面，闭了一会儿眼睛，然后睁开，望着天花板。这座大楼年岁已久了，天花板变了颜色；又不是均匀变过来的，有些地方变了，有些地方不变，于是成了一片花斑。他从花斑点点的天花板上发现了艺术，是最奇妙的印象派画家的作品，形象不准确，具有可变性，还有许多不易理解的线条、斑点和色块。这艺术启发了人们丰富的想象力。

　　范子愚偶然从一个角上发现了类似斗争大会的场面；接着，整块天花板便成了斗争大会集锦，到处是拳头，高挽着袖子的手臂。到处是挨斗的对象，躬着身子，挂着黑牌，架飞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有的踏上好几只脚。他从这些艺术品中看见了自己，原来是挥舞着拳头，后来是被别人用脚踩住。自从联合宣传队进驻文工团以来，他已多次经历山崩地裂的斗争会了，每次都是架着飞机去，架着飞机送回来。这时候肩关节还在痛，头皮也好像脱离头盖骨了——是被揪的。

　　他体会到架飞机的滋味很不好受，非但肉体要承受痛苦，而且人格遭受了极大的侮辱。任何一个仪表堂堂的人，被这么一架一揪，就会立刻变得十分狼狈、丑陋、面无人色。每次被架上斗争台时，在恐惧、痛苦、委屈、悲哀的复杂心情的间隙里，还隐约夹带着一种这样的奇怪心理：“邹燕在不在会场上？她看到我这个丑样子会不会与我离婚？幸好结婚了，有孩子了，要不然，再也别想找到女朋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最好的教育其人之法。范子愚受了这一段教育，心地变得非常善良了，他由自己联想到别人，将心比心才知道别人的痛苦。于是，在怜悯自己之余，也怜悯着被他斗过的那些人，包括彭其、胡连生、陈政委乃至最可痛恨的保皇狗。

　　他们那些人当时是怎样活过来的呢？他们被斗时想了些什么？也想到了老婆离婚的问题吗？他们有没有使肩关节不痛的诀窍？他们所受的痛苦更沉重啊！因为那时正是武斗吃香的时候，现在已经收敛多了。每一个乐极生悲的人都要后悔，新近衰败的革命家范子愚也后悔了。最先后悔的就是关于武斗，架飞机，踏上一只脚。其实这些斗争形式并不是他首创的，但他同样受到一种创造了罪孽的良心责备的痛苦，后悔着不该搬起石头最后砸在自己脚上。

　　他住进这间囚房已有一个多月了，刚进来时并不以为然。反复回忆自己造反以来的全部经历，想来想去以今天的标准是功大于过，功过抵消还有结余，应该得到某种酬谢。却为什么只记过不记功呢？他不相信毛主席会同意这样做，凭着运动初期的经验，料想这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会要打救革命功臣的。因而他并不怎么怕，甚至预见了保卫部长和联合宣传队的人明天将要倒霉。要他写检查材料他不写，问他为什么不写，他说：“没有什么可写。”

　　于是，又架了一次飞机，接着架了好几次飞机。架飞机是不好受的，他决定采取战略退却，以保存有生力量，伺机反攻。他开始写了，而且写得很多，把所有经历过的事都写上去。不加分析，不戴帽子，像写造反日记一样客观地将事实记录下来。这当然是不符合要求的，为了这，又架了两次飞机。他的态度再次硬起来，因为飞机架惯了，肩关节也锻炼得可以了，搞来搞去，不过如此而已，可怕的变得不可怕了。

　　与此同时，联合宣传队组织了少数积极分子对范子愚家里进行了一次突然袭击。就像以前查抄方鲁的家一样，不过要比那次查抄仔细一百倍。铺盖卷起来了，被子都拆开看了，小孩用过的尿片撕开了，衣柜的木板缝里用竹签通遍了。至于书籍、废纸和笔记本，不管是范子愚的还是邹燕的，所能见到者全部收集起来，用木箱装上，贴好封条，送到保卫部待查。其实负责翻查那些东西的人也并不是保卫部的人，而是刘絮云。为了那些东西，刘絮云关在一间不许外人进去的临时保密室里整整工作一了半个月，但她要查的那个叛徒交代材料并未能找到。

　　想找的没有找到，意外地发现了一样有用的东西。在一块写着电话号码的小纸片的反面有几个这样的字：上而横摆着“打倒”二字，下面竖写着“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打倒”的“倒”字右侧还有一个“彭”字的左半边，刘絮云认为这个半边“彭”字是多余的，便把它裁去了，剩下的字正好勉强拼成了一条反动标语。所以说是勉强，是因为上面二字横排着，下面的字竖排着。横竖是不要紧的，只要那些字拼凑起来能得出需要的意义就行了。于是，拍成照片，放成原样大小，复制好几张，拿一块小黑板将照片钉上，把发现过程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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