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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〇


  “你这回去北京,是哪一天回的?”

  “回来好几天了,一些啰唆事拖住了,没有及时来汇报。”

  “文章怎么样?”

  “文章放在那里了,行不行,再说吧!”

  “你在北京还听到了什么消息没有?”

  “消息?”江醉章装着糊涂说,“造反派那些消息?”

  “不,跟我们有关系的。”

  “噢!别的没有听到什么,只是,还是过去那个说法,好像对彭司令员的态度……”摇头。

  “唔。”

  陈政委沉默。江醉章不断偷看他脸上的表情,拿出一支烟来点着,又把烟缸从茶几的下一层搬到上面一层来。只顾抽烟,不主动讲话,像是在等着陈政委开口。

  “你还有什么要跟我讲的没有?”政委问。

  “我……主要是看政委有什么指示。”

  “你就没有讲的了?”

  “我……”他摇头,“没有。”

  “文工团抓了那些人,你怎么想?”

  “首长决定要抓的,我们照着执行就是了。”

  “查了几天,查出什么问题来没有?”

  “好像还没有查出什么大问题。”

  “明天要把人放掉,你去跟他们谈谈,一个个地谈,要他们接受教训,不再这样搞了,集中精力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是。”

  “他们那些材料处理了吧?”

  “处理了,早就处理了。”

  “要多管一管文工团,你对文化大革命比较了解。又要放手发动群众,又不能完全不管。”

  “是,我过去管的不够。”

  “另外,你是党委委员,我告诉你一件事。北京来了电话……”

  江醉章脸上做出了敏捷的反应,特别注意地听着下文。

  “……要我们召开一个党委全会,”政委慢慢地说,“把彭的问题摊开来,听听委员们的意见。”

  “是今天打来的电话?”

  “唔,就是刚才。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我……”江醉章迟疑地说,“没有好好想过,政委您看怎么搞法呢?”

  “会是肯定要开的。”政委说。

  “那当然。”

  “而且还要快,尽量早点开始,不然就被动了。全体委员到齐,起码要提前三天通知。今天下午开个常委会,明天通知的话,要在四天以后才能开会。不知常委们的意见怎么样,还要部队不出事才好。开会的时候,我想,先传达电话指示精神,让彭也听听。然后呢,委员们先讨论一下,深刻领会指示意图,同时跟彭做点个别工作,让他有所准备,再来开展思想斗争。我自己初步考虑是这样搞,还没有跟常委商量。你看这行不行?你既然来了,我就先听听你的意见。”

  “我……”江醉章十分谦谨地说,“政委考虑的当然对啰!”

  “那不一定。”

  “不过,”江醉章紧接着就转弯了,“现在不比平常,现在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正是大搞群众运动的时候,有些事情恐怕不一定能那么按部就班,规规矩矩了,群众一发动起来,很可能打破我们的计划,到时候怎么对待呢?比如,机关干部要知道了消息,贴出大字报来怎么办?文工团知道了,要来揪斗怎么办?委员们如果认为你陈政委划框框定调子,企图保彭过关,怎么办?恐怕这都是要做好思想准备的。很可能不能按照预想的计划去搞,很有可能要跟群众发生矛盾,你叫他这样,他偏要那样,你叫他不要搞的,他偏要去搞,碰到那样的情况,您抱什么态度呢?像彭一样,派兵抓人?组织一部分人去斗争另一部分人?都是不行的,如要真正实行‘正确对待群众’,只能因势利导,不能泼冷水,不能打击群众的积极性。我考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只能是这样来办事。”

  “唔,”政委连点了几下头说:“你提出这些可能出现的情况很好,思想有这个准备是必要的。但是,要做工作,机关干部也好,党委内部也好,文工团也好,都要做工作,说服他们不要打乱党委的部署。你,多注意注意文工团,他们能够听你的。”

  “那很难讲,我控制不了他们,还有点怕他们,他们一发脾气,就不管你张三李四。”

  “不能够怕,就是给你戴高帽,你也要戴着高帽做工作。”

  “我尽力来办。”

  一时无话了,江醉章看样子有点坐不住,像有什么急事挂在心上似的,屁股在沙发里磨来磨去。一看陈政委,好像他的话并没有说完。江醉章终于不顾他了,忽地站起来说:“政委,我走了。”没有等政委说是与不是,他已经走出了门,也不再跟陈小炮告别,急步下楼去,匆匆出了小院门。

  陈政委目送江醉章出去以后,自语了一句:“他这是什么意思?群众……群众……群众会怎么样?会把彭其活吞了?”他想起了彭其,他的老战友,四十年同路走过来的老战友。他回忆起那段往事来:

  彭其十五岁就死了父亲,母亲改嫁,他自己养活自己。一无田,二无土,租了人家的柴山来学着烧炭,像野人一样,住在山上的窑棚里度过了好几年。陈镜泉比他幸运,双亲都在,还读了四年书,但后来因缴不起学费,只得回家做工。做工得要找条门路,正好彭其来邀他入伙,条件是,彭其教陈镜泉烧炭,陈镜泉教彭其认字。在山上朝夕相处整整三年,文化水平相等了,烧炭的本事也相当了。有时用绳套套一只鹿子吃烤肉,享天福;有时挖几个笋子煮白水,一样吃得香。

  那年搞农会,两兄弟商量下山来入了伙,发挥的作用还真不小,又能写标语,又能算账;又会烧炭,给自卫军打梭镖,什么事情都干过。每天夜里,两人头挨头睡在一起,谈起共产来想得天花乱坠,好像明天就是共产世界了。后来听说共产还并不容易,搞得不好就要被捉去杀头。兄弟俩实在太喜欢那个共产世界了,便决心不顾一切,一定要干到底,谁也不许半路开溜。

  为了建立一种信用,用鹿皮做了两个连在一起的皮荷包,你一针我一针,一天缝几针,便把它缝好了。又用扒火的铁筷子烧红,在鹿皮荷包上烫了几个字,左边:“努力共产。”右边:“努力共产。”中间:“死结同心。”用剪刀从中间一剪开,便成了两个皮荷包,每个荷包上都有半个“死结同心”和一个“努力共产”。剪开鹿皮荷包的时候,两个人还说了几句这样的话:“这一世,我们兄弟砍头一起砍,分田一起分,有饭各一碗,无米两肚空,革命革到底,誓死结同心。”

  现在,革命革到底了吗?可是那死结的同心先要散了,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年轻的时候做些可笑事,但年轻的时候心地也真单纯哪!人到老年,恐怕很少有人记得青年时候的盟约,因为时代变了,条件变了,双方的处境都变了,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也大不相同了,会觉得那只是小孩子的儿戏,不可认真。而彭、陈两个的同心,实在与一般的儿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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