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阁网 > 现代文学 > 王文兴·家变 | 上页 下页
内容梗概


  故事是讲一个多风的下午,一位满面愁容的老人将一扇篱门轻轻掩上后,向篱后的屋宅投了最后一眼,便转身放步离去。他一直未再转头,直走到巷底后转弯不见。这个老人是范晔的父亲——范闽贤,因不堪自己一手养大的儿子在自己晚年时所加的诸般虐待而离家出走的。范晔在报上登了寻人广告,两年后他父亲仍没回来。故事情节在两条依年代顺序发展的平行线上进行:一条是现在,以英文字母分段,叙述父亲之离家出走,主人公范晔的寻父经过;一条是过去,以阿拉伯数字编排,叙述范晔的成长过程。

  在这两条以父亲出走为衔接点,分别在不同时空向前发展的平行线之间,不断出现的寻父启事有如诗歌中的重复句,作为连接两条叙述线的转折,推动了故事的进展。启事刊登的频繁性,也与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密切相关。从以数字为序的情节线上,我们得知,父亲范闽贤原来是来自厦门的大陆去台人员。主人公范晔的祖父曾任清朝巡抚,叔祖是福建道台,外祖也做过广东知县,父亲还去法国留过学;他们是这代才从福州迁居到厦门的。主人公范晔的童年便是在厦门度过的。从学龄前的5岁写到上小学,也写尽了父母对他的钟爱。后来,他随父母和同父异母的哥哥渡海去了台湾。他们开始住在南部,但他父亲混得并不怎么好,于是又去台北找他的老首长谋差,于是他们全家又搬到了台北。他父亲在一个机关里当小职员。他原先任秘书,后却降为辅导,工资平空降低两百多元,所以他们的经济状况愈来愈差,入不敷出,靠借贷度日。

  他逐渐长大后,对自家家境的贫穷,很感到羞耻,他都不好意思请自己的朋友到家中来。即使他们来找他,他也都把他们阻拦在墙外谈话,不让他们进屋。他也憎恶他家周遭的环境,为此,他不肯去公用自来水龙头那里去给家中运水。他对自身贫穷的耻辱感还胜过于他对父母的孝心,宁可叫父母二老去运水。他最不能忍受的是他家用的是又脏又臭的公共厕所,以及他家没有浴室,只能在厨房用大盆洗澡,而且他的父母在冬季很少洗澡,也使他不堪忍受。一日,他的父亲兴奋地回来对家人说,他偶然见到一个大陆时期的老朋友陈伯启,陈伯启说他认识一个华侨,最近要来台湾做生意,要他在台湾当经理,目下他正寻觅人手帮忙,问他父亲愿不愿意帮他忙,每月薪金最少也有三千元。

  全家听了都十分高兴,尤其是范晔,他梦想从此就可以改变目前这种贫穷的家境。他为此骑车走在街上都心旷神怡,觉得天空比平常蓝,云朵也比平常更白。他甚至比他父亲还要急,每隔些时日便催他父亲去一次陈伯启处。但他父亲每次回来都有推词。有一天,他父亲突然接到一封素白丧帖。原来那陈伯启突然患心脏病逝世了。范晔的父亲去参加陈伯启的葬礼,还从微薄的薪金中拿出二百元作为奠金。经过这一次的波折起伏之后,范晔就改以卑夷的眼光去看他父亲。范晔的同父异母哥哥终于要结婚了。他回家来,要求父亲给他主持婚礼,因为女家不答应对方家长不同意的婚事。但是,父亲坚决不同意。哥哥宣称:父亲不同意,是因为对方是台湾本省人,曾经做过酒家女,云云。但哥哥指摘父亲偏狭的地域观念顽固、腐朽、荒谬,远不如对方台湾人;她做酒女完全是为了帮助生病的父亲,她不惜牺牲自己养活别人,比起他父亲滥意破坏儿子的终身幸福,要高尚得多。

  父亲认为儿子是“反了”,哥哥抓起墙上挂的一把铁鎯头,挥划着说:“父都不贤,难怪子不孝嘞!”眼看一幕溅血弑父惨剧就要发生,在母亲高声喝喊之后,哥哥才把铁掷下,离开了家。事后,范晔对父亲说:“假定那时二哥要真地动手的话,那我就一定拿刀子刺了他。”范晔19岁时考取了大学的历史系。范晔蓦然发现他父亲原来是个个子奇矮的矮个子,并且他一生以来首次查觉他的父亲原来是个拐了只脚的残疾人。他惊讶于自己竟然这么久没有发现。他还发现他的两个双亲许多过失和缺点。他甚至怀疑过自己到底是不是他的父母生下的。因为许多人都说他长得不像他们。不久,他的父亲忽然被单位的某一个人告密了,那人控告他一年来虚报一名三轮车夫的名额,侵吞了这个三轮车夫的饷额。

  他父亲很不善于处理这件事。范晔出面帮助父亲处理,到头来还是被父亲搞砸了。父亲终于办理了退休手续,这对他们一家的经济影响很大。幸好范晔这时已经大学毕业,留校担任助教,业余还搞些翻译和写些稿,以贴补家用。自从父亲退休以后,父子更加多了在家相聚的时间,也因此使范晔更加看见他父亲的种种可恼、可憎、可恨复可笑的言谈举止。这时,范晔又发现父亲许多不可原谅的生活习惯,两代人的消费观念也相差甚远。范晔买来一台电扇,父亲却舍不得用,怕费电。他独自读书时,父亲经常发出各种声音侵害他。父亲还经常说谎,平日喜欢夸大,做势扮演的戏剧化。

  父子两人互相扭打成一团。父亲甚至亮出来雪亮的小刀,并掼过一只酒瓶,正好砸中击碎在他的脸上。父亲说:“我生了你,养了你,我就有权可以毁掉你。”警方闻讯赶来,警察没有发现什么,随即离去。范晔则抓起地上那把钢刀,向他父亲刺去。父亲沥血闯起来狂奔。

  一天晚上,在他和父亲争吵完了之后,却在日记上愤怒地写道:“家是什么?家大概是世界上最不合理的一种制度!它也是最最残忍,最不人道的一种组织!……为什么要有家庭制?这个制度最初到底是谁无端端发明出来的?……事实上如果我们开眼看一看人家其他的异种西方国家文明,看看其他的高等文明,就会知道根本就不认为什么‘孝’不‘孝’是重要的东西,在他们的观念里边好像完全历来就没有注意过是有这样的一个需要。”

  但是,每当宁静的夜晚,他有时又感到极度的懊悔,自己实实对不起父亲,他对待父亲未免太凶暴了一点。他反问自己:我自己真地不爱我的父亲吗?我其实是于心里面深深地爱着他的。

  如此想着时,他感到轻松,便会安详甘美地落入梦乡。

  这一天,父亲过生日,由于父亲在饭桌上有些不雅的表现,范晔便申斥父亲,甚而不顾母亲说情而喝令父亲不许吃饭:“你马上给我下去!”又有一次,他父亲给他一位侨居美国的远房姑姑偷偷写信诉苦,向人家要钱,那位几十年与他家没有联系的远房姑姑居然汇一笔钱来。范晔认为父亲犯了大错——给他家丢人了。于是,他严严地、重重地惩罚了父亲:禁闭三天。接着,父亲偶感风寒,病了几天。又过了没两天,父亲就神秘地,任谁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离开家门出走了。

  时间过去了两年,父亲仍然没有回来。关于继续寻找父亲的安排和计划,范晔也几乎可以说都要忘记掉了。现在,家中只有母亲和他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仿佛比过去还要愉快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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