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日·修订本序言_吴强

修订本序言

　　孟良崮战役胜利结束的第二天上午（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七日），在我们住村口头，我看到从山上抬来的张灵甫的尸体，躺在一块门板上。当时，我有这样的想法：从去年秋末冬初，张灵甫的七十四师进攻涟水城，我军在经过苦战以后，撤出了阵地，北上山东，经过二月莱芜大捷，到七十四师的被消灭和张灵甫死于孟良崮，正好是一个情节和人物都很贯串的故事。后来，我有过把这个故事编织起来写成文章的想头。差不多日里、夜里、风里、雨里，都要行军打仗，就是战后休整，也很少空闲，实际上，我们的工作，不打仗的时候，常常比打仗的时候还要忙，哪里还有工夫和心情写什么文章。大概是两个月以后，在夜渡朐河的时候，连写好的几十页笔记，和收集来的一点资料如几张七十四师的《士兵报》也丢掉了。

　　不知是什么缘故，笔下写不成，心里却老是想写，有时候，竟打起腹稿来，仿佛着了迷似的。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里，部队住在厦门岛上，战事基本结束了。可能是看到了大海的波澜，我便理起了已往的断断续续的思绪，打算真的动起笔来。可是，种种顾虑，挡住我的去路。到三年以后的春天，才硬着头皮写好了故事梗概和人物详表。由于缺乏那么一股干劲，使得我在创作道路上步子走得很慢，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我不但从脚步慢到停脚不前，而且下决心不干这件自不量力的重活了。在别人，可能早就写了出来，而我呢，直到又一个三年以后的春天，才以一种试试看的态度开步走。虽说酝酿、思考的时间比较长，又有那么现成的很富有文学意味和戏剧性的故事骨胳，作为进一步进行艺术结构的依托，自己又是在这个战斗历程里生活过来的，心里自也有了一点数，自认还不是轻率从事；但把那么一个战斗故事写成长篇小说，总还觉得是在干着一件冒险的事情。

　　我曾经多次反复地考虑过，并且具体地设想过：不管战争史实，完全按照创造典型人物的艺术要求，从生活的大海里自取所需，自编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免得受到史实的限制。也许是我的艺术魄力太小，我没有这样做。我认为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都是战争艺术中的精品、杰作，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在这两个艺术品上焕发着耀目的光华色泽。就是我军受了挫折的涟水战役，到后来，也起了成功之母的积极作用。我珍爱它们，我觉得文学有义务表现它们。我又认为：透过这些血火斗争的史迹，描写、雕塑人物，既可以有所依托，又能够同时得到两个效果：写了光彩的战斗历程，又写了人物。看来，我不是写战史，却又写了战史，写了战史，但又不是写战史。战史仿佛是作品的基地似的，作品的许多具体内容、情节、人物活动，是在这个基地上建树、生长起来的。

　　这样写法，历次战役的基本情势和过程，不能不是有根有据的真情实事，而故事里的种种细节，则可以由作者自由设计、虚构。因而写到我军的野战军领导、指挥人员如陈毅司令、粟裕副司令，敌人的高级将领如李仙洲、张灵甫等，便用了真姓名。敌我两方的大多数人员和人民群众，就由作者给他们起了名字。如我军方面的沈振新、丁元善、梁波、刘胜、陈坚、杨军、华静、阿菊、葛成富，敌人方面的何莽、张小甫，等等。在写作过程里，我感觉文学赋予我的创作上的自由权利，我是充分享受和使用了的。史实不但没有限制和束缚我，反而支持和方便了我，使我能够沿着一条轨道，比较顺利地走完了这一段写作路程。

　　的确，我感到吃力、紧张。有时候，心跳得厉害，有时候，夜不成眠。睡到深夜，忽然梦中醒来，想起了一个什么情节，或者对已经写好的字句，觉得需要进行补充、修改，便从床上披衣而起，扭亮了灯，又临时写了一点，是有过好多次的。自然也跟大家一样，我更多的感觉是欢乐和幸福。特别是在这本书终于脱稿以后。毛病总是有的，我自己深深知道，以我自身的条件，写这样的作品是不相称的；以这样的宝贵历史题材，作为我写作的实验的对象，我感到简直是一种罪过。直到现在，书已出版了两年，我的心情，还常常觉得沉重、不安。但是，我也快乐，我觉得历史、生活、今天的时代、社会，给了我极其优厚的待遇，哺养了我，教育了我，使我能够享受到写成我的第一本长篇小说的幸福。

　　我感激我们的党，领导了胜利的革命战争，又给了我通过文学形式再现战争生活的机会和条件，并且在我写作过程中，殷切地母亲般地关心我，经常地给我既原则又具体的种种指点。我感激打败了强敌的那些革命的人民、人民战士和勇敢的、高尚的、忠诚于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英雄，象沈振新、丁元善、梁波、刘胜、石东根、杨军、秦守本、张华峰、王茂生、安兆丰、张德来……华静、黎青、姚月琴、钱阿菊、葛老大娘、张老大娘、阿菊的干娘余老大娘，等等。他们为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创造了辉煌胜利，建立了丰功伟绩。他们在生活里感动过我，以他们的卓越的行为、品德影响过我，而又被我当作了书里的主人公和写作对象。对于他们，我又十分惭愧，因为我在雕塑他们的形象的工作上，有时候，显得手不应心，有时候，连心也显得愚钝，因而使我的工作成效，远未能达到我所想象的和许多人所期望的那种地步。我写了敌人，其中着重的写了一个张灵甫。张灵甫这个匪徒，是反动头子蒋介石手下的一员健将，有丰富的反革命战争的经验、才智。他猖狂已极，反动透顶。他骄纵、冷酷、矜持、虚伪、狡诈，他率领他的七十四师直下淮南、淮北，两次进攻涟水城，在莱芜战役里，李仙洲当了俘虏和李仙洲的五万多人马被歼灭的悲惨教训，他竟傲然拒绝接受，胆敢深入沂蒙山区的我军腹地。在孟良崮被歼就戳，自然是他的部队和他本人应得的结果。为了传之后世和警顽惩恶，让大家记住这个反动人物的丑恶面貌，我在他的身上，特意地多费了一些笔墨。有人说，写敌人应当写得狠一点，以显得我们的英雄人物的本领更高。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其实，我们的敌人本就是又狠又毒，并且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我们只须按照真实的面貌去再现他们，也就够了。譬如对张灵甫和吐丝口战斗里逃走了的那个何莽，能说我在描绘他们的形象上，作了多大的夸张？是我有意把他们写得狠了一点？多年的战争历史教育了我们：对于我们的敌人，应当蔑视却又必须重视。我想，在我们的作品里，一旦要他们出现，就要对他们着意地真实地描写，把他们当作活人，挖掘他们的内心世界，绝不能将他们轻轻放过。

　　“爱情是永恒的主题”，有人这样说。我写了爱情，但我不是把爱情作为主题的。在客观生活里，爱情有份，战争的时候也不例外。生活里有爱情，就可以写爱情，当然是对的。生活里有爱情，忽略它，不写它，那也未为不可。写，不写，听作者自由抉择，这在我动笔以前，就理解到的。我在这两者中间徘徊过。大概是由于听到有些人说过写军队、写战争就不能写爱情，有些人说过紧张、艰苦的斗争里，哪有人谈爱情之类的话，想证明一下事实不是那样，把战争时期的生活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来，表示写战争生活的同时，也不妨写点爱情生活，我便描画了沈振新与黎青、梁波与华静、杨军与钱阿菊他们之间的一些生活中的微波细浪。既然写了，也就只得写了。“经一事，长一智”，事后检视一下，在这个方面的破绽，也许比别的方面要明显一些。我觉得，我确是没有写得恰到好处。有多写了几笔之处，有写得不大合乎人物当时所处的情况之处，也有，可以这样写，而我那样写了。就全书全文来说，涉及爱情生活的分量，虽不算多，但还可以再少一些。为了回答好些同志的关注，便补救了一下，在前次和这次的版本里，对这一部分，都作了一些改动。

　　在作品的其他方面，也还有我所难以避免的和可以避免的败笔，不一一细说了。

　　这本书出版前后，关心我的同志们，曾给我许多帮助，提供有关资料，提过很多宝贵的意见，对我这本书的写成和进行修改、加工、今后的创作活动上，都有莫大益处。

　　一九四九冬是难忘的奠定革命基业的一年。中国人民解放战的胜利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觉十年了。

　　十年来，风展红旗，激流滚滚，六亿五千万勤劳勇敢的人民迈步直前。哪个方面都在经过火热的斗争之后，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就象十年以前的莱芜、孟良崮、辽沈、平津、延安、淮海等等伟大的胜利的战斗那样。

　　我们的心情舒畅，我们的生活多彩而幸福。

　　看到美好的今天，了望更美好的明天，我不禁想起了在风里、雨里、炮火纷飞里苦战恶斗的昨天，更不禁想起了那些勇敢的、忠诚于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英雄战士。

　　记住昨天的战斗生活，对于我，是永远的；只要还在活着的时候，都是必要的。因为它已经给了我、今后还将给我以前进的力量。

　　为的表白一下心情，更为的纪念伟大的建国十年，说了上面一些话，并作为这次修订本的序言。

　　吴强

　　一九五九年五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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