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东流去(144)_李凖

一四四

　　【第四十一章　长松的一家】

　　穷人最怕过四五月

　　——民谚

　　一

　　四圈到北大街一家金店里，请金店的伙计把那副耳环戥了戥，卖了三十多块钱。他拿着钱向吉庆里“大五条”家走来。他想，有这三十多块钱，就可以到西关车行里租一辆黄包车，城里近来拉车的生意不好，可以到外县去拉远路客人，反正自己有一身力气，只要不怕吃苦，一张嘴总还能顾得住。他想买一袋面扛回去，可是买了面，钱就不够租车的压金了。空着手去“大五条”家，实在也不好意思。想来想去，这三十多块钱还是不敢碰散了。他称了三斤杂面，放在帽子里拿着。他想，只要今天能吃两顿饭，明天就去租车，等拉车赚了钱，再来补“大五条”的情。

　　他捧着面条走进吉庆里，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半大孩子在他前边走着。一会儿伸着头看看这家妓院的院子，一会儿斜着眼瞅瞅那家妓院的门。四圈看他身上穿得破衣褴褛，一双鞋子露着脚后跟，心里想：“这个孩子也作精！穿的衣服和鸡子啄过的一样，还想来这种地方浮一浮？八成是个小偷。有些下等窑姐们，专门收拾这些小偷们的钱。”

　　那个小伙子走到一家叫作“四喜书寓”的门前站住了。他探着头向里边看了看，却不敢走进去。他犹豫着转过身来，靠着门口边的墙蹲了下来，四圈这时才看清他的脸，高颧骨厚嘴唇。这不是长松家的大孩子小建吗？

　　小建已经长成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了。因为长个子时候，营养不良，个子长得不太高。但脸的轮廓还能辨识出来。四圈认出了他是小建，心里不由得一阵恼火。

　　四圈和一般农村里的农民一样，他们对待街坊邻居的孩子，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他们共同遵守着一个古训：“养儿养女望上长，”不能让他们学泼皮下流了。他想，我这半辈子，碰上了倒霉的世道，是猪是狗提不起来了。可是应该让下一辈孩子干干净净地做人。农村的故乡，农村的土地，在四圈心中还是一块“圣地”，他不允许这块“圣地”被玷污。他自己没有家室，没有儿女，在原来的农村里，他扮演的可能还是一个丑角，但他不希望邻居的下辈人也变成丑角。他们应该是正正派派的庄稼人，真正勤劳能干的农民。在四圈心中的这座“圣殿”里？存放着他对生活、对未来的一点点可怜的信心和希望。

　　他看着小建踟蹰在这家妓院门口，就大声喊着：“小……小建！”

　　小建站了起来，还没有等小建答应，四圈就跑过去一把抓住他大声说：“你……你……你跑到这儿干什么？”

　　小建说：“四圈叔，我找人！”

　　四圈拉住他就走说：“你找什么人，一个吊毛孩……孩子，还……还……还想作精，你不跟……跟……跟我……我走，我用破鞋抽你！”

　　小建挣着说：“四圈叔，你别拉我，我是来找俺妹妹……”

　　四圈心里一惊，把手松开了。他问：“你找……找……你妹妹？你哪个妹妹？”

　　小建低着头说：“就是小响。我找了半月了，才找到了这一家。”

　　四圈忙问：“你妹妹怎……怎么到这儿了？”小建掉泪了。他用手背擦着眼睛说：“俺妈把她卖给人家了。”

　　四圈鼻子一酸说：“不就是小响吗？她才多大……”

　　小建点了点头。

　　二

　　原来长松在洛阳城里拉黄包车，到大旱灾那一年，他就把车子退给车行了。雇车的人渐渐稀少起来。拉车的满街都是。拉着空车转半天，遇不上一个顾客。整个农村经济破产了。本地的农民也成群结队地向城里涌来。车租涨了一倍，粮价也跟着飞涨。平常，杨杏不管再困难，自己和孩子们就是喝野菜汤，也总要想法子给他做个馍吃。后来连麸皮饼子也做不出来了。他早上喝两碗稀菜汤，拉着空车转到半晌的时候，就头昏跟花，心跳冒虚汗，两条腿像棉絮一样，再也拉不动了。

　　“我还是剩口气暖暖肚子吧。”长松想着，眼泪巴巴地把车子退给了车行。前两年，他们一家子靠几张难民证，一天领几碗稀粥。一九四二年大旱灾以后，难民救济所的粥场和当地灾民赈济处合并以后，难民和灾民不分了。领粥的人一下子增加了好几千。有时早上起五更去排队，排到下午还领不到手。粥也变得更稀了，几十个大杀猪锅把粥熬熟以后，几十个人挑着一担一担的冷水往锅里兑，有时一瓢粥里，很难找到几颗米粒。

　　小建和小强饿得实在受不了，就跑到车站几家大饭店的后门抢泔水喝。这些饭店刷碗洗碟子的泔水只要一挑出来，这些孩子们便蜂拥而上。有的用手抢捞着里边的馍块，残鱼剩菜。有时把泔水桶挤倒了，孩子们便趴在地上，喝着那些飘着红色油花的泔水。

　　小建和小强在这些地方已经混熟了。过去“推坡”时认识的朋友“蚂蚁头”，有时还能帮他们一点小忙。“蚂蚁头”早已成了这一带的“惯偷”。他常常劝导着小建和小强“和他合伙干”，并保证说，“他们照样能吃香的，喝辣的。”小建和小强当然不干。因为，他们知道长松最反对这种“下三烂”的行径。长松常说：“庄稼人种地是根本。人穷志不能穷，就是饿死，也不能干这种下流勾当。”“蚂蚁头”很仗义，有时也给他们几个零钱，拿来几个馍。可如今，“蚂蚁头”一年多不见了，据说他也没有混下去，因为他让警察盯上了。为了摆脱警察，他自己“卖壮丁”走了。

　　秀兰和玉兰两个闺女渐渐长大了。因为是女孩子，她们无法去街上抢这些泔水。少女们的饥饿是更为可怜的。她们在家庭里的地位也是最下层的。长松有时候提回来一罐稀粥，小建和小强有时提回来一桶油花花的泔水，她们就放些树叶子和野菜煮了煮。先给爹盛一碗，他是一家之主；然后再给两个弟弟盛，因为他们是男孩子；然后给妹妹盛，因为她最小，还不懂事；最后轮到她们时，锅里只剩了一点点。姐姐看了看妹妹，把碗推给妹妹说，“妹妹！你……你喝吧！”妹妹看了看姐姐，把碗推给了姐姐：“姐姐！我……不饿，你喝吧！”两个人推让着，铁锅刮了又刮，铲了又铲，每人分半碗野菜汤喝。靠着这半碗野菜汤，姐妹俩度过漫长的一天。

　　小响长到七八岁，也渐渐地懂事了。她看着两个姐姐忍饥挨饿的样子，看着大人们菜黄色的脸，她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也不敢喊一声“饿”字了。

　　爱爱喜欢小响，有时逗着她说：“叫姑！”小响叫了声：“姑姑！”爱爱就把一块馍塞到她手里。有时吃面条，爱爱就把她叫到跟前，用小碗盛一碗让她吃。小响吃惯了，每逢吃饭时候，只要爱爱在家，就故意找个借口往爱爱家跑。

　　长松发现了这件事，心里老大不高兴。可是他又痛苦地说不出嘴来。因为小孩子实在太饿了。这一年多来，长松和老清婶也渐渐地疏远了。长松是个庄稼人。他跟很多农民一样，认为说书唱戏这些行业，是“下九流”的行当，不是正经人家干的事情。城里人是“笑贫不笑娼”，乡下人却是“笑娼不笑贫”。爱爱开始去学说书，他就有些看不惯。可是他也看到，一个老婆子领着两个孤女，日子确实难过，爱爱去学说书，是为了养家糊口，他也就原谅了。

　　但是自从关相云和爱爱认识以后，每天大包小包往爱爱家送吃送喝，爱爱也渐渐穿上旗袍，擦点头油，抹点胭脂，长松就开始对她们撇嘴了。关相云来得越勤，长松就越撇嘴。后来，除了一个关相云，又来了个彦生，长松的眉头越皱越紧了。常在背后跟杨杏数落着：“这叫啥哩？来了个姓关的处长，又来了个照相馆的小白脸……”爱爱越唱越出名，越打扮越漂亮，就连老清婶都戴上了豆芽式金耳环，长松开始对这家人产生了一股厌恶的心理：“呸！老清叔在乡里受憋，你们倒在城里摆阔，还戴那阔太太的耳环……好意思吗？”

　　海长松很少去老清婶家串门了。见到爱爱也只当没见到，扭头就走，碰上了老清婶也不喊“婶子”了，只是哼哼哈哈地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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