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里的春天(157)_李国文

一五七

　　一九四七年是石湖支队相当困难的一年，也是于而龙和芦花生死离别的一年。好容易打下的地盘，差不多重新落入敌人手里，日子很不好过，他们又过起流动转移打游击的战斗生活。已经派几起人去接郑老夫子，要他离开石湖，到老根据地去，或者到他认为可以藏身的地方去。但固执的近乎迂腐的老先生，拒绝了同志们的好意。最后，支队研究了一下，决定把他接到游击队里来，多派几个人照顾就是了。因为他和民主政府一直合作到今天，是很遭国民党嫉恨的，尤其是卷土重来的王经宇，肯定不会轻饶。于而龙亲自来到闸口劝说动员，由于部队撤出湖西，这一带越来越紧张了。

　　他执拗地晃头不同意：“无非一死，何足惧哉！”

　　“毫无必要的牺牲嘛，你老人家还可以为革命做许多事。”

　　“我不能给你们出力，反而添累赘，二龙，你别讲了，我是宁死也不从的。快走吧，敌人说来就来，太危险——”果然，教堂响起枪声，还乡团进了镇，他们占领着制高点，控制住钟楼，居高临下地射击着，吆喝着。

　　“出来，共产党，今天你跑不脱啦！”

　　“不投降国军，老子们就毙了你！”

　　跟于而龙一块来的通信员长生，正在船上等着，这时，被还乡团的火力隔断，也无法接应支队长了。

　　郑老夫子说：“你只手难敌双拳，何况他们人多，如今只有一个法子，好在天黑，你穿上我的大褂，我换上你的短打，他们不是叫出来吗！咱们一块往教堂走，到了钟楼下，你就贴墙根穿小巷出镇——”

　　“你怎么办？老夫子！”

　　他沉稳地笑着：“二龙，我已是垂暮入土之人啦，快走吧，该来不及了！”

　　“你老人家——”

　　“大丈夫要当机立断，不能以小失大，我在世上还能活几天？你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他把他的长衫递给于而龙：“快，快换上，迟则生变！”老人严峻的目光，深含着剀切的情意，于而龙激动地抓住了他的手，怎么也不肯接那件衣服，老人激动地催促着：“二龙，你应该深明大义，好心肠有时倒会坏事，快点，就听我这多活几十岁，算是一个长辈的话吧！”

　　“滚出来！老子摔手榴弹了！”还乡团在钟楼上嚷着。

　　于而龙拉着郑老夫子，推开大门，走了出来，老人关照他：“走得慢些，天色还有点亮，别让他们看出马脚来。”

　　“把手举起来！”钟楼上命令着。

　　他们俩并肩往教堂走过去，那只是不多的几步路，因为房子几乎紧挨着教堂，郑老夫子就在那十几米长的小巷里，向于而龙倾诉了一位知识分子最后的话：“二龙，自打跟你们在一块共事，是我这一辈子最痛快的几年，就是闭眼，也不枉此一生了。现在，你该快步走过去了，贴着墙根，他们看不见的。放心吧，二龙，士为知己者死，我不会辱没我自己，也不会辜负共产党的！”他不容于而龙犹豫，竟放下手推了一把：“快走，多保重吧，孩子……”

　　老夫子当夜落入了王经宇手中，石湖支队还来不及采取措施营救，第二天，就传来了他和其他五个基本群众一块被屠杀了的消息。

　　曾经预言老秀才最终必将离开石湖的王纬宇，听到老人壮烈牺牲的详细情况以后，装哑了，再也不做声。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早在两年前，还是赵亮头悬西门的时候，王纬宇就结结实实挨过一记响亮的耳光。

　　其实老夫子并无意给他这个教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句话，虽是临死时才说出来，但肯定是早产生这个想法了，所以对王纬宇不怎么亲热，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老先生为赵亮的不幸惨死，找政府来了，老泪纵横地对大家说：“烈士的头颅还在城门上挂着，不能收殓，不能掩埋，我们活着的人，怎么能心安哪？想办法，各位，别坐在这里发愣啦！”

　　大伙儿拿不出个准主意。

　　老夫子急了：“你们还指望着唇枪舌剑，说得鬼子汉奸发善心吗？”

　　在场的王纬宇觉得脸上挂不住了，因为责成他和他哥谈判营救的，便反驳着老人：“事情不像你老夫子想得那么容易，你以为是摇笔杆做祭文，坐在那里胡诌几句就行了？”

　　但是老夫子悼念赵亮的祭文，使许多战士、乡亲，尤其是老一点的同志都感动得哭了。他不是用文言文，而是用大家能听懂的半文不白的语言写的，连鲁迅说过的，“革命岂有被人头挂退”的名言都引用了。他说：“这也是我为赵亮政委，能尽到最大力量的一点心意了。”

　　王纬宇火了：“听这口气，赵亮同志的牺牲，是我的责任，或者说，是我蓄意谋害他的了。”

　　“你这个人——”于而龙止住他。

　　老秀才讲：“我并非那个意思，你也不用朝那些地方想，反正，我早先是寄希望于你和令兄的谈判上。如今，人头还在挂着，大家还等着靠嘴巴去打仗吗？我不晓得你们手里的枪，是做什么用的。哀兵必胜，这是古人早讲过的。”

　　终于组织了一次突袭，于而龙正面带着部队去夺西门，芦花领人混进县城，负责策应和牵制，才把政委的头颅从城门上抢到手。回来的路上，与沿途警戒的王纬宇碰上头，三支人马一块到了三王庄。船一靠码头，最先看见的，是那位穿得周周正正，虔诚守候着的老先生。哦！大家都明白，只有在最隆重庄严的时刻，老夫子才这样一丝不苟地穿戴的。

　　王纬宇轻轻哼了一声：“又该献出那篇祭文，他的最大心意了。”

　　于而龙瞪了他一眼：“不要那样看人。”

　　他撇撇嘴：“说说空话再容易不过的了。”

　　但是，王纬宇绝对料想不到，亲手接过赵亮遗骸的老秀才，领着人们朝岸上走去，来到三王庄湖滨大街，一口黑漆光亮，擦拭得干干净净的棺材，停放在街心，鲜明地映入了人们的眼里。

　　王纬宇吃一惊地陡然站住，正是郑老夫子的心爱之物，不知油漆了多少遍的寿材啊！“不可能！”他心里想：“绝不可能，他哪会舍得？”王纬宇不相信，然而却是活生生的现实，看得真真切切，是那口费了二十年心血，甚至早死的王敬堂都羡慕的柏木十三元棺材，他的脸刷的全白了。即使真的在大庭广众之下，给他一巴掌，也比这种无言的惩罚要轻松些，因为并不是个别人听过他的议论：“要不是那口寿材，用绳子也拴他不住，早到南京或者重庆去了。”

　　这时候，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老人家打开棺材盖，把这位播火者仅有的遗骸，放进去；同时，还把赵亮总裹在薄薄行李卷里的一双布鞋，那是他妻子在红军离开江西苏区时做好给他的，一直没舍得穿，如今，也放在棺材里和他永远在一起了。

　　也许他妻子在给他这双鞋时，盼望着他能穿着这双鞋回去，也许还在油灯下等待，也许能在梦中相见，但是她的丈夫，从此一步不离地留在石湖了。

　　“老人家，你——”芦花望着这位令人钦敬的老夫子。

　　老先生懂得她的意思，他说：“应该的，他是一个为国为民的好人，是理所当然的……”然后，合拢了棺盖，他后退一步，向终于回到同志们和乡亲们中间的一位红军战士，深深地鞠了个躬。

　　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王纬宇在谈论另外一位老夫子的时候，口气就相当缓和，不再讲得那么绝对，而且尽可能不流露辛辣的嘲弄。于而龙明白，并不是怕抬出棺材来而弄到下不了台，也不是他对飞广州去的廖思源产生什么好感，很清楚，是由于天气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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