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里的春天(125)_李国文

一二五

　　王纬宇说：“其实老廖并未把话讲完，喝酒还有最后一个过程，该是冒酒臭了！”

　　“确实也是如此，如今我也是第三过程的产品了。”他的平淡语音，使整个场面又冷落下来。

　　“老廖，你多心啦！”王纬宇感到有些失言了。

　　“不，你说得一点不错，今天赶到这里来，就因为你俩，一个过去的领导，一个现在的上级，难得在一起的机会，特地向你们辞行来的。”

　　“廖伯伯，你终于还是要走？”

　　“我不知该怎么谢你这幅画？我总算能够带着欢乐走了。”

　　谢若萍关切地问：“批了吗？”

　　陈剀从口袋里掏出来护照、飞机票：“呶，都办妥了。”两位工厂前后负责人沉默了，谢若萍充满了惜别之情，不胜依依地问：“什么时候启程？”望着那一张孤零零的飞机票，突然想起了那位文弱的廖师母，她们俩一起度过那急风暴雨的最初几年，她也曾陪过谢若萍在门后马扎上守候丈夫。那是一位和善的，然而是软弱的，总是像藤萝一样，要依傍着什么的女性。两口子一块从国外冲破封锁阻挠回来的，如今，只剩下廖总孑然一身地走了，他把她扔下了，难道能带着骨灰盒走吗？

　　廖思源回答：“明天坐飞机去广州，然后经香港——”

　　人们都像哑了一样，惟有鸟儿不理解人们的心境，在欢快地啭鸣喧闹在廊檐花枝间。过了好一会儿，于莲望着那幅即将完工的写生，冒出了一句：“廖伯伯，不理解你为什么执意要走？你以为欢乐只在画面上么？”

　　“莲莲，我是个冒酒臭的人，杀风景啦！”

　　十里长亭，送别辞行，本是生活河流里容易掀起的波澜，往往要触动人的心弦，何况像断线风筝，远涉重洋，从此一去不回头呢？也许他不应该走，因为撇下的是母亲似的祖国呀！但是，话说回来，他作出走的决定，总是考虑再三。肯定，他为这种割舍痛苦过，然而他还是下了狠心，一走了之，难道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么？二十五年，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会不在他脑海里印下一丝值得怀念的印迹？有的，毫无疑问，甚至是很多很多。所以今天批下来，明天马上离开，不打算多停留，免得在脑海里生出许多犹豫，懊悔，来折磨自己。

　　谁也没心思把杯子举起来了。

　　于而龙站起来：“廖总，走走去吧，我陪你看看古庙吧，恐怕你还是头一回来吧？”

　　“是头一回，但也是最后一回。”

　　他们俩步出了芬芳的院落，沿着曲折的路廊，登上了另一层楼殿。在那里可以眺望到西山坳里的罗汉松，也可以瞥见到半山腰里舍利塔的圆顶。低下头俯视是紧贴大庙后墙的湍急的水涧，那位穿着红白蓝三色旗似的舞蹈演员，那位十二月党人，那位左派，正在嘻嘻哈哈地照相玩。

　　“怎么？老廖，已经毫无任何挽回的余地了么？”

　　不远处的田野里，一畦畦的冬小麦长得肥黑茁壮，廖思源把眼光落在绿绒似的麦苗上，落在垄沟里背阴处余下的肮脏的残雪上，似乎不曾听到于而龙提出的问题，又似乎已经答复了地不再关切。

　　“听见我说话了吗？”

　　那位总工程师仍旧不回答。

　　“好吧！”于而龙终于放弃了最后说服他的意图。“那你就走吧！老伙计，我不再留你了……”

　　大约在几年前，王纬宇曾经拿总工程师的一份报告，来打趣他的时候，事后他问过书生气十足的廖思源：“我不了解你高雅的意图何在？非要当一名‘二氧化碳’，打算达到个什么目的？”

　　“我确实感到我的心大大坏了，不具备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所以请他们新党委讨论，免得因为我而玷污了党。”

　　“你天真得太可笑，老廖。连小偷、破鞋、活王八都挂上了党员牌牌，难道会多嫌你一个技术权威？自然，谦逊是种美德，发现自己不够，可以再努力，可千万不要犯愚，冒傻气！”终究是二十多年的交往，他们俩习惯了直言不讳的谈话方式，从来不拐弯抹角。

　　“我们两个反正有一个装糊涂的。”廖思源说：“你认为党还是你的我的吗？我佩服你的自我感觉过分的良好，时至今日，真可怜，你还不能过组织生活。而我，运动一开始，就被‘红角’革命家开除出党了。党已经不是我们的了，就像阿Q在土地庙里一觉醒来，发现赵秀才，假洋鬼子都成了柿油党，革命没他的份啦！”

　　于而龙的笑声在老鳏夫空荡荡的房间里轰轰地响：“你挺幽默！”

　　“含泪的笑罢了！”

　　他看着老头的清癯面孔，那眼角的细碎鱼尾纹，表明着经历过的艰辛生活。他在国外求学期间，是靠自己在餐馆里洗盘子谋生的，那时穷得廖师母在亲戚家寄居，也就是陈剀的家。廖思源的拿手好戏是削土豆皮，有时表演给于莲和于菱看，他不愧是动力学权威，懂得怎样利用最小的能量，取得最大的功率。手指，快刀，土豆，像魔术师般旋转着，动作快速娴熟，总引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但他只能为他认为是自己人的人，才表演特技的。

　　于而龙可能也如此，只是对自己的人，才毫不见外地责备：“你不应该给他们制造笑话的机会。”

　　“这不是笑话。”他回答：“我不配，也不能当党员了！”

　　“胡说——”于而龙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在五十年代生龙活虎的工程师，中央领导人握过他手，表扬了他的干劲。特别在六十年代，别尔乌津领着他那一伙不告而别，工厂落到那种田地，像遭到强盗洗劫过的人家，连贴身裤子都失去了。哦！廖总工程师那时年富力强，精力旺盛，以致得了传染性急性肝炎，转氨酶指数高达五百，也不曾把他搞倒拖垮。那时他按高级知识分子待遇，发他一张购货卡片，可以享受一些优异待遇，后来收回一看，他的卡片上全部是空白，一样东西都没买过。尽管那样，他还是日以继夜的滚在厂里，用大鞭子抽都不走。当工厂终于造出了中国风格的产品，那大马力的家伙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时，大伙儿都围上去向他这位设计师祝贺。因为别尔乌津幸灾乐祸地预言过工厂可以关门大吉，现在照常运转起来了，能不高兴么？人有人格，国也该有国格。“廖总，廖总，你真是个好样的！”但他躲不迭地避着大伙：“别碰我，别挨着我，我是肝炎患者，会传染给你们的。”然后，兴奋地爬上机器，和他一向端庄的体态，沉稳的性格全不相同，紧贴着轰隆隆的心脏部位听了会子，回过头来，向赶来抓他住院去的谢若萍说，用的是拉丁语：“夫人，哦，尊敬的大夫，脉搏正常——”

　　像这样一个热爱自己工作，热爱革命事业的共产党员，竟然会提出来退党，起码是反常的心理状态。在许多人削尖了脑袋，往党里钻以牟私利的时候，他却要当废料，当二氧化碳，岂不怪哉。

　　“你不是发高烧吧？”他正告着。

　　“我是说正经的。”廖思源颇为严肃的回答。

　　现在，于而龙终于明白，他的痛苦折磨该经过多少时间的斗争，才得出今天的结果。

　　随后，在去年秋天，十月里那个清冽的早晨，谢若萍为了使孤独的老人，也享受到喜讯的欢欣，和于莲一块来到了楼下。

　　正在做气功的廖总工程师，起先不相信，继续闭目入定，意守丹田，等到于莲调皮地放开了劳辛的录音讲话，他的气功无论如何做不下去了。

　　画家把录音机凑到他耳边，他站了起来，半信半疑地：“该不是愚人节的新闻吧？不，今天不是四月一日，而是十月——”他望着日历：“是十月几号来着？”

　　一看写字台上的日历，已经好多天没翻过去了，于莲开他的玩笑：“你这个当代陶弘景啊！‘山中无日月，惟有白云多’。”

　　谢若萍叹息，她想起廖师母，那个多么爱自己丈夫的妻子，在这间屋子里度过她生命最后时刻的情景。一个丈夫失去了妻子，就像在生活轨道上失去了重心，不免要倾斜:　侧，把日子过得不像样子了。

　　“有一位诗人，我认识他，他最后被国民党枪杀了，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做《死水》，可能你不一定读过，我给你念两句：‘这是一泓绝望的死水，春风吹不起半点漪涟。’莲莲，听，像不像我？”

　　“不！”于莲大声地反驳：“你那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颓废要不得，这股风会把你吹起的，一定——”

　　过了不久，他倒真的吹起来了。年底，王纬宇来找于而龙，多少有些奚落的口吻，问着：“你干吗不拦住他？”

　　“谁？”

　　“钟楼怪人。”

　　“什么事？”

　　“他正式申请出国，到他女儿那里去，和家人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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