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里的春天(105)_李国文

一〇五

　　江海给他介绍，这是他和地委一些老干部，十年前当小工，亲自修过的公路：“不仅可以通往县城，通往省会，还通往首都呢！”如果真是那样，于而龙想：芦花，在你化为泥土，为后代修铺的公路，倒多少像精神上的纽带，把我们连结在一起呢！

　　三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四七年底，一九四八年初，当人们把他放在担架上，抬着离开石湖的时候，或许是王纬宇的有意安排，要不，就是抬担架的长生和铁柱的好意，故意多绕几步远，来到那棵高大挺拔，亭亭如盖的银杏树下，向芦花的坟茔告别。

　　于而龙记得那时，新坟上也才只有几支纤细的、弱不禁风的枯草，在寒风里瑟缩。

　　坟不大，矮趴趴的，墓石也平平常常，不那么突出，只是那殷红的颜色，使人联想到血，石碑上的五角星，好似死者明亮的眸子，闪烁着不同寻常的光彩。其他，再也找不到什么特殊之点。这是当时游击队员的心意，也非常符合那个女指导员的性格。好像众人还费了好大口舌，才制止住王纬宇代理队长，打算大搞大弄的做法。他要搞一座陵墓，还要修一座纪念碑。这个曾经亲手拆毁过自己亲爹坟茔的王纬宇，以人们不可理解的积极性，向支部建议，向骨干游说：“芦花的血不能白流，我们总要让她在这世上留下些东西。死者的遗愿，生者的责任，我们活着的人惟一能尽到的心意，也就是这些了。”

　　一个共产党员，活着的时候，生活在群众中间，死了以后，也应该普普通通，平平常常。队员们，尤其是那些老同志，都这样说。因为他们深知芦花的心意，她绝不会同意自己和众人不一样的，于是王纬宇的主张才算告寝。其实，历史就是这样的，碑石是树立在人民的心灵中的。

　　哦，那是一个多么寒冷的冬天啊！

　　“歇会脚吧，长生！”老林哥招呼着。

　　王纬宇咬着嘴唇，那种他们家族特有的嘴角皱纹，深陷地抠了进去，默默地先在新坟旁边站住了。

　　大部分恋恋不舍的战士和支队干部，早被于而龙挡了回去，因为他从那些朝夕相处了快十年的战友脸上，看见的并不是送别，而是送葬的沉重心情，心里无论如何不是那么愉快的。于是他挥手叫他们停步，王纬宇也帮助劝说着大伙：“同志们，别远送了，支队长到医院去取出弹片，就会归队的。”

　　（这块从大腿股骨里取出来的霰榴弹片，一直保存在谢若萍身边，那时，她还是个见习医生。）

　　“早点回来呀！支队长！”

　　“给我们写信来……”

　　“什么时候回队，告诉一声，我们去接你。”

　　尽管人们嘴上讲，但谁都不相信，因为他从黑斑鸠岛上活着回来，大腿肿得比腰还粗，再蒙受芦花牺牲的打击，死里逃生，亲人阵亡，身上还残存着弹片，能否再经得起复杂的大手术？能活下来就是万幸，反正战场上是没有他的事了。

　　那些无声的语言，他从人们脸上看得出来，不仅他们，就连他自己都觉得像断了翅膀的雁，永远退出战斗序列了。然而，战争之神并不曾把他抛弃，他在马背上又度过几年征战生涯，一直到王爷坟为止。而他们，那些石湖子弟兵，绝大部分倒早早地离开了人寰。

　　王纬宇、老林哥，还有几个同志，一直随船送到三王庄，尤其是站在新坟旁边的王纬宇，充满了难以名状的感情——躺在担架上的于而龙看出来是惜别之情，仿佛有着无限心事。

　　当时，他理解王纬宇的心情，大概是肩头上压着扁担时的沉重感，已经没有精力顾到其他了。更多的倒是对于工作的忧虑之心，队伍要升级，改成正规部队建制，人员要扩充，准备去解放县城，还极有可能离开本乡本土，开赴到外线去作战。

　　“都撇给你了，老王，一摊子百八十口人，许许多多的家务事，统统给你留下来了。”于而龙敢赌咒，是半点幸灾乐祸之心都不抱地讲出来的，因为他正是于而龙向阳明竭力推荐的人选。一九四七年战争朝外线扩展，那年头各处都需要人手，干部奇缺，就像猛然间长大的身材，衣服鞋袜顿时嫌小了，现做现缝也来不及。一个小小的石湖支队，实际上也就是县大队罢了，要准备扩成一个团的建制，需要多少人手啊！那时江海已经改编完毕，进入山东解放区了。因此，阳明政委让他死心，自己想办法物色人才，培养干部，上级只能抽走干部，而绝不会再派干部来的。就这样，他向领导建议，由王纬宇代理队长职务。

　　但他替王纬宇担心，因为支队的基本骨干，多半是老同志，芦花的影响还是深的。虽然芦花牺牲以后，他的组织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那封血写的入党申请书总算没有白费），但“七月十五”的论点像幽灵一样，在背后议论，所以大家并不十分相信于而龙的推荐是绝对的正确。因此，可能使他开展工作，感到扎手。而且还有点对他歉疚之处，因为他一年内连续负伤，精力实在不逮，队伍不曾整理得那么干净利落就交给他，像一只箍得不紧的木桶，有些稀里哗啦，很觉得过意不去。

　　他记得他们当时手握得多么紧呵！可以肯定，王纬宇是非常激动的，至今还能记起，清清楚楚地记起，印象特别深刻地记起来，站在芦花坟旁的这位两颊凹陷、鬓发如刺的二先生，手是冰凉冰凉的，而且在不安地颤抖。

　　——我想我还不至于说错（虽然他必然要矢口否认），那时，我们这位参加革命的大学生，刚刚度过了他生命史上的一个最严重的关头。还记得他在获悉胡宗南侵占延安的消息时，在有些解放区重新落到国民党手里时，在我们石湖支队又一次濒临困难境地时；也正是他那位令兄向他招手，要他采取离心攻势时。哦，他真有过一阵饭吃得不香，觉睡得不实的难熬难忍的日子。

　　但是，在芦花牺牲以后，他告别石湖的时候，王纬宇已经像患了一场伤寒病似的逐步复元，眼睛不再那么无神失魄的样子。真的，于而龙把心底里的祝福，通过那紧握的手向他表达出来。

　　“再见吧！好好干吧！纬宇同志，你虽说是个新党员，可是三八式的老同志啦！等着听你的战斗捷报！”

　　他脑袋垂得很低，似乎在打量着坟头上那棵衰微的枯草，看得那样专心致志，以至于而龙怀疑他是不是在听自己讲话，或者他的确对未来的日子感到惶恐。那时候，游击队长躺在担架上，望着他；虽说，彼此之间有过隔膜，有过挂碍，甚至还有过不愉快。但于而龙是个直性汉子，事情过去了，也就烟消云散。这一会儿，倒真是毫不见外地赤诚相待，多么希望他能够胜任愉快地挑起队长这副说来不轻的担子啊……

　　然而，十年前那一场风暴掀起来，于而龙被关在九平方米大小的优待室里隔离反省、接受批斗，棍棒交加、触及灵魂的时候，王纬宇终于亮相结合登上前台，如愿以偿地来办交接，于而龙再不是石湖那时的衷心祝福了，而怀着一种阴暗歹毒的心理，着实地“恭喜”了一番。

　　“祝贺你终于瓜代，完成了历史阶梯的必然一步！”虽说是民办的业余监牢，狱吏和囚徒之间的关系，也是等级森严的，所以他没有把手伸给这位革命干部，以免“玷污”了他。

　　“得啦老兄……”他知道于而龙并无半点诚意，但又不愿同他顶嘴，一个心情舒畅，乾运亨通的红人，是不会斤斤计较走背字的朋友，所发出来的牢骚的。

　　于而龙向同屋的难友，那位动力学造诣极高的反动权威发问：“密斯特廖，你见过买彩票中了头奖的人，脸上那副高兴模样吗？”廖思源采取不介入的姿态，正襟危坐，缄默不语。

　　王纬宇扑哧笑出声来，他觉得这个人有着不可理解的顽固，宁可自讨苦吃，也决不让步。哪怕只是口头上暂时的服软，他也决不肯干。这种可笑的愚直，除了激怒那些眼中布满血丝的打手，有什么用呢？他觉得应该劝导两句：“二龙，顺时应势，是做人的一条基本准则，聪明人都这样活过来的。你本来不至于落到这步田地，要早听我的劝告的话——”

　　“三千年为一劫，那回风雪之夜的赐教么？”于而龙早就敬谢不敏了。

　　王纬宇转向那位落魄的总工程师，他那头顶上还依稀留下“小将”们给他剃过阴阳头的痕迹，很像两垄紧挨的庄稼地。一垄肥水充足，赶上节气，麦苗长得茁壮，齐刷刷的一片；另一垄小苗才钻出土，连地皮都没遮住，不过，终于还是长了起来，屈辱既不能使头发降服，那也不会永远叫人抬不起头。“一味固执有什么用呢？廖总，你说是不是？需要刚的时候就硬，需要柔的时候就软，或者是刚柔并济，软硬兼施，而他，一条道走到黑，怪谁？”

　　廖思源保持中立，阖着眼，像参禅似的盘腿打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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