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里的春天(84)_李国文

八四

　　于而龙在电话里推却：“那东西胆固醇可够高的。”

　　“将军”笑了一声：“哦，你到底学会了小心谨慎，似乎用不着如此忌嘴吧！”

　　于而龙听出了话里的弦外之音，心想：谁能比得了你苏维埃乡主席啊！

　　“好吧，我七点半派车去接你们全家。”说完他撂下了电话。

　　“有什么办法，他有着一副不容置辩的将军脾气！”于而龙摇摇头，对那些盛开的菊花讲。

　　他记不清那著名的烤鸭店，是否也有买票等等繁琐手续，“将军”的秘书把他们接来，送到楼上一个典雅精致的房间里，周浩和路大姐早在那里等着了。

　　啊！周浩容光焕发，神采奕奕，握住他手说：“我以为你会不敢来的。”

　　“说哪里话？我也不是吓大的。”于而龙笑了：“顶多让人家做做文章，去年在听鹂馆吃的那一顿，‘将军’，你还记得不？分明是陪一个外国代表团，人家知道廖总，问了几句，回来我提出该给老廖落实政策，花钱买外国专利，可祖师爷却在敲钟，这不是捧着金饭碗要饭吗？后来，他们非追我是接受了你的黑指示……”

　　“啊！那些精神病患者，全是些疑神见鬼的恐惧狂、迫害狂！”

　　在圆桌的另一侧，路大姐埋怨于莲：“丫头丫头，国庆节都不过来看看我。”

　　“妈妈怕影响你身体，不让我去闹你。”

　　于莲也是周浩老两口的掌上明珠，因为一九四九年把她从石湖接出来以后，不久，于而龙和谢若萍就去了朝鲜战场，便把她寄养在“将军”家里。她喜欢并且尊敬慈父般的老布尔什维克，而周浩也把她当做翅膀下面的小鸡雏，总是关心和庇护着她。那个老徐所以要同于而龙结亲家，真正的目标，并不是他，而是苏维埃乡主席，一个正直不苟，很难亲近的人，所以需要一座沟通的桥梁。

　　谁不知道呢，“将军”膝下无儿，于莲是他的娇宝贝。

　　谢若萍笑着解释：“路大姐，是我没让莲莲去，人多嘴杂，苍蝇见没缝的鸡蛋还下蛆，又该给你们添油加醋啦！”

　　“必要的时候，小谢讲究点卫生还是对的。”周浩总结地讲，接着他举起酒杯：“好吧，今天我们应当高高兴兴地喝一杯！”

　　于莲提醒他：“你拿错杯子了，那是茅台！”

　　周浩一向不饮烈性酒，倘若宴会上有王纬宇，于而龙等部属在场，都是他们自觉自愿代劳的，于莲自小在他家住过，很懂得“将军”的习性，便马上给他换酒。

　　“今天我要喝一点”周浩喜滋滋地说。

　　最令于而龙奇怪的，历来滴酒不沾唇的路大姐，也笑着凑趣：“莲丫头，给路妈妈也来一点茅台。”还命令着：“给你妈也满上。”

　　谢若萍问：“是不是需要我打电话给医院，叫他们派辆救护车来？——路大姐，你绝对不能喝烈性酒，我是医生，我有权。”

　　“今天就由我例外一次。”她竟然央告着。

　　怎么？于而龙诧异起来：老两口找到了失踪的小儿子？“皖南事变”时，突围出来丢在了刀豆山的孩子，又回到他们身边了？有什么事使得老头、老太太竟想起要开怀畅饮一杯？简直莫名其妙。

　　“端起来，朝我集中，我也来个以我为核心，碰一下，不行，不够响亮，再来一次！好，能喝的多喝，不能喝的象征性抿一口。”

　　没想到，老两口把半盅茅台统统倒进了嘴里。周浩用餐巾擦擦嘴角，若无其事，他老伴则辣得呛咳着，连泪水都流了出来。

　　谢若萍轻轻地拍着她的后背，用嗔怪的眼光看着她：“路大姐，路大姐，你……”

　　“没关系，我还想喝呢！”

　　谢若萍抢走了她的高脚酒盅。

　　“要说起来，这该是我第二次主动想喝点酒的呀！”周浩玩弄着手里的玻璃杯子。“二龙，你自斟自饮吧，莲莲，你代表我，陪你爸喝着。那还是‘皖南事变’突围过江以后的事情了，我们几个人是乘着一艘小船过江的，那时候的心情该怎样形容呢？——吃啊，拌鸭蹼倒别有风味，我记得莲莲小时候，爱吃糟鸭脑，今天不知有没有（他的秘书连忙放下筷子走去要菜）？——当时，心里头主要是种痛定思痛的情绪，想想吧，好端端的一个革命局面，怎么会一下子给摧残到凄零破碎，濒于毁灭的下场。惨哪！相当的惨！不错，敌人是强大的，我们中了埋伏。但是，话说回来，我们是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敌人绝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强大起来的。为什么我们会失败得那么惨重？是我们的战士打仗不勇敢？是我们中级指挥员作战不力？一次冲锋，往往一个同志都回不来，许多挎手枪的营连长倒在战士前面。不是我们的过错，二龙，就像现在一样，我们没有罪，硬把我们当做罪人，历史最终会洗刷这些耻辱的。就算我现在见到马克思，我也毫无愧色。——还是给我点矿泉水吧，我要开始给你们讲喝酒的事了。过了长江，来到江北，找到了我的部队，把那些个残兵败将拢了拢，可怜哪，千来人剩下了百十人。

　　“这时，一个军部通讯员骑着一匹马，牵着一匹马来找我，让我赶紧去见军长，延安已经发布命令，司令员代理军长职务啦，我一口气跑了一百二十华里，马匹像从水里爬出来一样。司令员见了我劈头一句是：‘还剩多少同志？’我告诉了他准确的数目字。他沉吟地说，仿佛像在作他的诗。‘要是一个人去扩展一个区，我们就会有好几个县，要是一个人去扩展一个县，我们就会有好几个省。周浩，周浩，这会你就放手去干吧！党已经搬开了挡路的绊脚石，我们可以大踏步地东进了。’我记得那里是一个冬天里暖洋洋的小集镇，也许南方季节要早一点，河边的柳枝都软了。我怎么也忍不住，就在一家小酒店的迎街柜台上，要了一小壶烫得滚热的酒，一小碟干丝，三下两下，全倒进了嘴里。也许是酒在胃里燃烧，虽说是冬天，但我觉得倒好像是春天。

　　“司令员的一席话，展示了冲出绝境以后的希望，二龙，心里那分热呀，把积压在心头多少日子的闷郁之气，全都驱赶了出来。由不得再想向那个戴着毡帽头的店老板，讨了一壶酒。——莲莲，给我再倒半盅茅台，丫头，我一直支持你做一个真实的艺术家，敢于说出人民心里想说的话，所以你必须研究人的灵魂，我坦率地对你讲，我在渡江的时候，心情是并不平静的，我痛恨，我从心里诅咒那些把革命搞到这步田地的人，同时我也深深谴责那些纵容姑息，包庇支持，使得错误逐步酿成的人，他们都负有责任。江面上惨凄凄的冷风，吹凉了我的心，我觉得那不是风，而是牺牲了的同志的冤魂，也随着我们过江北上了吧？莲莲，他们不应该死的，他们死得屈，死得冤，完全可以活到今天，同我们一起的，然而饮恨九泉，死不瞑目。损失了多少好同志啊？能统计得出来吗？付出了多么沉痛的代价啊？能计算得出来吗？现实生活也许就是这样，有过烦恼，才有痛快；有过辛酸，才有甜蜜；有过苦痛，才有欢乐。我是一个老兵，难免常人的感情，所以，我要——”他说着，把那半盅酒举起，慢慢地把酒抿完，连最后一滴也滴进了嘴里。

　　这时，厨师和女服务员，端着香气扑鼻油黄蜡亮的烤好的肥鸭，走进房间。

　　于而龙在思忖：有什么事使得老头高兴，激动得以致开怀畅饮？他提起了皖南的旧事，莫非他们失踪的小儿子有了音信？那是根本无望的事情，解放后，多次去刀豆山查访过，丢弃孩子的歇脚凉亭还在，但孩子的消息杳如黄鹤，难道现在会找到？！不，不可能。而且，一般地讲，他理解没有一根白发的年老的将军（他女儿那幅遭到灾祸的油画《靶场》，那个老兵的形象里可以看到将军的影子）。属于他个人身边的一切，是很少当回事提起的。“皖南事变”夺走了他的小儿子，路大姐带着大孩子辗转周折，脱险到了江北。

　　谁知解放后，这孩子刚刚学有成就，又在一次不幸的事故中牺牲。那是他陪着周浩去处理善后的，也不曾见他如此情感激动过。那么，还会有什么事呢？连路大姐也面有春色，看起来，多少有点反常呢！屋里有点热，周浩又一个劲地劝他多喝。他站起来，推开了沿街的窗户。入夜，马路上静下来了，秋风扫着落叶，他敞开衣襟，任凉风吹着，心里想：也许这也是“将军”所说的带有冤魂的风吧？谁知道，说不定也真是呢！反正，这顿酒喝得有些蹊跷。

　　“现在画些什么？”周浩转了个话题，问着于莲。

　　“画花。”谢若萍替女儿回答。

　　“玉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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