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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三、时报怀旧记(下)


  我于前章,曾分时报为两时期(黄伯惠接办后,乃另一组织,不算在内),辛亥以前为前期,辛亥以后为后期,确有此种境界。

  原来江苏诸元老,合谋接收席子佩申报馆,聘请陈景韩,事前把狄楚青瞒住,他一点也没有知道,并且连我也一点没有知道。因为倘被楚青知道,他决不肯放景韩走的。及至他知道时,事已大定了,楚青的愤恨可以想见。因为景韩是楚青言听计从的人,凡事都与他商量。以前如雷继兴走了,林康侯走了,他并不十分置念,况且他们也并非跳槽,现在景韩走了,似挖去他心头之肉,他真的要和史量才拼命了。可是上有江苏元老派(如张謇、赵凤昌等)的压力,下有息楼里一班朋友(如沈信卿、黄任之等)的帮腔,玉成其事,而且他们是有政治力、经济力,楚青却是孤掌,难与为敌。

  还有,狄楚青虽是江苏人(他是溧阳县人,属于镇江府),却与上海的一班松江人、苏州人、常州人,不大融洽的。即以息楼的一班朋友而言,都是上海本地人和松江府属人为多,都不是他原来的朋友。他的一班旧友、老友,从来不到息楼中来,息楼虽是附属于时报馆的,他却也难得来。这是一弱点。其次,辛亥革命成功,时报虽已脱离了康粱的关系,这个保皇党的余臭仍在,不能在这个时候吃香,这又是一个大弱点。而申报以旧日威权,新兴势力,一切要改革上海新闻界颓风,重整旗鼓,气象万千,那得不大都来倾向呢?

  于是黄任之、林康侯等向楚青来劝慰,说这是元老们所主张,要办好申报,非请冷血出为总主笔不为功。但申报的编辑事,仍由张蕴和总其成。景韩可以算不曾脱离时报,仍旧时常到时报看看,你有什么事,可仍与他商量。你还有天笑咧,景韩所担任的一切,如专电,要闻各栏,可由天笑任之。楚青还有什么话可说。于是我就顶了景韩这个缺了。

  我的薪水,每月八十元,自初进时报馆以来,一直没有加过。景韩的薪水,为了他续弦以后有家用,加到了月支一百五十元(到申报后,月薪三百元,董事会议定,五年为期)。不过我的八十元,在初进时报时,约定要写论说、小说,后来论说不写,小说另计,学编外埠新闻,写一短评,实在轻松。而我又东搭西搭,向别处写小说,编杂志,可两倍于时报薪水。现在楚青亦每月送我一百五十元,如景韩例。

  这一回儿,楚青很不高兴,那也无怪其然,好似战争方酣,遽失一员大将。向来每到下午三四点钟,一定到报馆,第一件事是看信。报馆里茶房守候他来了,一大叠信件、一把剪刀,他就分别是编辑部的,是发行部的,是他自己的,是编辑部同人的,除了私人标有姓名的信件不拆外,其它拆开看过,分送各部,这是他的每天工作。但是这一回儿常常不来,打一个电话,嘱我代为着信,不是说身体不舒服,便是说有正书局印刷所事忙。那些本来也是无关紧要的信,我便做了官场中的“代拆代行”了。

  谈起有正书局,楚青倒是以全力经营的。它的发行所,就在望平街时报馆的傍边;印刷所却又在他的海宁路的住宅傍边。说起他的工作来,实在花于有正书局精神、时间,还比时报多。就是那个用珂罗版精印各种古今名画,也是由他创始的。他雇用了日本两个技师,订了两年合同,专管印刷古画的事,又令他的厂中艺徒加以学习,所以不到日本技师两年合同期满,他们都已学会了。到了后来,时报困穷,入不敷出,而有正书局却岁有盈余,于是挖肉补疮,以其盈余,补其不足,时报得以支持数年下去,也很靠有正书局为之扶助呢。

  我自从顶了景韩的缺后,觉得他的编辑要闻,发发专电,事甚轻松,以他的果断明决,大有举重若轻之概。及至接手以后,方觉得未可轻量。我们苏州人有两句俗语道:“看人挑担不吃力,自上肩头嘴也歪。”也正是新流行的一句话,叫做“不筒单”了。那时黄远生还没有脱离时报,他的北京通信稿,是游夏不能赞一词的:读了一遍,看它没有什么笔误,便即发下排字房了,就是这个专电,那真有点麻烦呢。

  那时北京政府算是优待新闻界,所谓新闻电者,特别便宜,每字只收三分,可以记账(其它普通电,每字一角,三等电倍之,至于一二等电,便是官电,只许官家打了)。因此电报局便把新闻电尽量压后,甚而至于到午夜二三点钟,方始发出。报馆里呢?为了省电费,字数又尽量减少简约。譬如关于一个人的姓名,单写一个姓容易缠误,于是就分出什么老徐(徐世昌)小徐(徐树铮)老段(段祺瑞)小段(段芝贵)等等。

  但是那些新闻电,还常有错误,有些照了它上下文,可以看得出,有些却错误得看不出,而且还是紧要的字,这却很费脑筋了。这个叫做“洋电报”,似详梦一般去详,有时闹得困窘非常。越是重要的电报,越是来得迟,午夜两三点钟还没有电报来,真是急死了人。那时各报都有了专电了,到了明天,人家都有这重要的专电,而我们报上没有,岂不是相形见绌。最可笑的是“造专电”,怎样是“造专电”呢?报纸全版排好了,空着一个地位,只等专电,真似三国演义上说的:万事齐备,只欠东风,而专电老是不来。于是有几位编辑先生,便造出专电来。我们同业中的邵力子先生,最是能手,因为他们的民国日报最穷,专电常常脱稿,他造出来的假专电,和人家的真专电竟无甚参差,可称绝技。

  其次便是看大样。所谓看大样者,就是报纸全部排好,最后覆看一次之谓。当我在编辑外埠新闻时,真是省力极了,我大概在下午四五点钟到报馆,编那些外埠新闻,修正一下,连写一则短评,不过一小时;此外我再编一个副刊“余兴”,总共也不过两小时,便可以没事回家了。但是我不回家,因为这时侯,正是报馆里大家上班,而息楼又是宾客云集,所以要到吃了夜饭,方才回去。现在为了要看大样,一直要等到专电来后,全部一齐排好,机器开印(排字工友的术语,叫做“上架子”,排字工友起的名词,如空了一个方块叫“开天窗”,对于那些花边新闻,叫“坐花楼”,排好而不用拆去的名之曰“充公”,均有趣味),方可回去。那时天已作鱼肚白色,赶菜市场的卖菜佣,推着碧绿菜蔬的小车,已出来了。不过景韩当时是住在报馆里的。他比较是要便利得多呢。

  其时我还兼了编辑外埠新闻,我请楚青添人,也请了几位。记得有一位秦先生(名忘却),来了数月,另有他就去了。

  留美回国的杨心一,本来请他是翻译西文的,也帮忙了一阵,后来被中华书局请去了。濮伯欣也搞了一回,但他不是新闻记者的材料(楚青请他编佛学时报的),这都是玩票性质。及至毕倚虹进了时报馆,那觉得志同道合,才是我一个好帮手。

  我五倚虹怎样认识的呢?说来也甚微妙。当我在编辑“妇女时报”的时候,有一位杨女士常来投稿,都属于诗词之类,什么绾春词、饯秋词,我知道这都是她的床头捉刀人所作,一看笔迹便知道,无庸推敲其意义了。那时“妇女时报”上妇女著作,非出于闺阁之手甚多,一律为之登载,不然,这个“妇女时报”要曳白了。

  不久。倚虹到报馆里来见访了,我们谈得甚好,颇有相见恨晚之雅。又因为谈到他随我师陈少甫先生到新加坡当领事,他充随员的事,更觉有些融洽。他那时正从中国公学法政班毕业出来,和我住得很近(我那时已住在爱而近路了),时相过从。这时时报正要添人,我就介绍于楚青,楚青也就答应了。倚虹进馆后,就由他编外埠新闻,后来我们商量组织“小时报”,由他主任,而我也便帮助了他。

  当倚虹未来时,我在报馆里,每晚八九点钟至十二点钟这一段时间,最为无聊。因为所有新闻稿以及论文等都已发齐了,专电却还没有来。从前息楼那班朋友,时常来此聚首,有时出去吃个小馆子,有时在息楼里打起小麻雀,现在好似人去楼空,我一人觉得很是孤寂,除非是出去访问友朋,否则是对着电灯枯坐而已。自倚虹来后,两人便不觉得寂寞,讲故事,说笑话,那时他家眷不在上海,他们那个大家庭,却在杭州,因此他常常和我同去吃夜饭,也每至深夜,然后回去。

  望平街那一带,周围都是饮食店。京馆有悦宾楼,我们吃得最多,因为他可以打一口京片子,夥计们似乎更客气,唤他毕大爷。我们常吃的什么糟溜鱼片、清炒虾仁等等,大概是两菜一汤,不喝酒,价不过两元而已。番菜馆那边更多了,有一家春、岭南春等等,这时上海的番菜,每客一元,有四五道菜,牛扒、烧鸡、火腿蛋,应有尽有,有一道荣,名曰:红酒青果煨水鸭,我们常吃,说是大有诗意。上海的番菜馆有两派,一派是广东派,一派是宁波派,我们所吃的都是广东派,所以猪脚必称“猪手”,牛舌必名“牛(月利)”,我们讨论过,这(月利)字不见经传也。广东菜则杏花楼近在咫尺,但我们不去请教它,专趋广东小馆子,什么洋葱炒牛肉、虾仁炒蛋、腊肠蒸一蒸,开价也还不到两元,真是便宜。

  我们有时也到饭店弄堂(这弄堂一带尽是饭店,因此得名),那吃客太挤了,常没有空位子,它的菜名都只有两个字,什么汤卷、秃肺(都是鱼杂)、圈子(猪肠)、白切(猪肉)、煎糟(鱼类)等等,那都是本地菜,外埠人来此,真莫名其妙。

  最可笑的,有一次,我们谈到福州路一带的番菜馆,不是广东式的,便是宁波式的。但他们的招牌上,都是写着“英法大菜”。真正外国大菜,究竟好到怎么样,我们要去尝试一回。我说:“外国人吃饭,有许多臭规矩,不像中国人的随便。”倚虹说:“不去管他,闹笑话就闹笑话。”于是我们闯进去了,在近黄浦滩一家西餐馆,是有一个外国名字的,不记得了。这个大菜馆,十块钱一客,在当时上海要算最贵的了。中国人请外国人吃饭,有时也便在此,西崽都是中国人,至于餐昧,我们莫名其抄。有一碟是两小块红烧肉,配以两个很小巧的马铃薯,这在我们家庭中,不值五分钱耳。

  又有一次,四马路胡家宅方面,开了一家日本西菜馆,每客大菜只需要五角钱,什么咖啡、水果,应有尽有,我们也要去试试。的确是日本人开的,是大概夫妇两人吧。男的还穿了西装,女的却是和服。房子是借着人家楼下一间,这个大菜,实在难于下咽。咖啡、水果,的确应有尽有,咖啡在一个大壶中,倒一杯就是;水果有几粒樱桃,一只香蕉。毕倚虹大发时兴道:“烂了香蕉,黄了楼桃。”(乃仿前词人“绿了芭蕉,红了樱桃”句也)。

  关于毕倚虹的事,我将随时想到、写到,我再谈谈戈公振。公振是夏蔚如先生(名仁虎,别号枝巢)介绍给狄楚青的。初来时报时,是个校对,后来便升为编辑本埠新闻。公振处事也颇为勤敏,但人缘极不好。本来我们校对有三人,不须添人,重以夏蔚老的面情,加添了一人。其时我有位亲戚王君,也在校对部,他告诉我:“戈公振到了校对部,神气活现,也像他是个主人,指挥同事,像煞有介事,大家都不服他。”我说:“少年气盛,也没有做过报馆的事,将来自会改变气质的。”可是他后来不但对于校对方面,对于报馆营业方面,也去侦察他们,掇拾细故,便去告诉楚青。

  从来做老板的人,都喜欢听听夥计们的闲言闲语,以显示他的察察为明。好比一个国家的元首,不论皇帝也罢,总统也罢,总喜欢听听左右的论调。楚青是老板阶级的人,有时对于公振的话,也颇听得进,有些也是事实。于是管业部中人便恨极了,题他一个绰号叫做“小耳朵”,这是上海俗语,说他就是老板一个耳报神。楚青呢?对于公振说他很细心,很勤恳,表示颇赏识他。

  那时本埠新闻正空了个缺,公振好似清代的即用知县,遇缺即补了。调他编本埠新闻,的确是很细心,很勤恳,每天写一则关于本埠新闻的时评(这个“时评”两字,景韩所题,说是有双关之意,一是时事评论,一是时报评论),也还不差。不过他究竟不是久居上海的人,有些地方,夫免隔膜一些。只是他下笔甚迟,雷继兴那个时候,不到半小时就完事了,他却四五点钟来,要到深夜才回去,要摸索这许多时候呢。

  当时他有一位未婚夫人,不知是不是他的同乡(他是江苏东台人)?好像是姓翟,常常到报馆里来的。那时上海的那些报馆,不仅没有女记者,女人也从没到报馆里来的。但时报馆初无禁忌,我与倚虹,也都有女友来访过。公振这位翟小姐,后来每夜必来。我到了每夜九、十点钟,无事可为,往往出去游玩,到十二点钟,回来发专电,看大样,而这位翟小姐,却常见她坐在案头,陪伴公振,毕倚虹说她:真是要枕“戈”待旦了。

  又过了两年多吧,那时他已离开了时报,推荐了一位同乡夏奇峯到时报来代他的职了。据夏奇峯告诉我:那位翟小姐,已与公振解约了(没有结婚,故不能称为离婚)。我当时还不相信,以为他们两相爱好,何遽判袂。夏奇峯说:“在公振还恋恋不舍,翟小姐却毅然决然,他们在律师事务所签好字出来,翟小姐向公振说了一声‘再会’,便似惊鸿一瞥的高飞远去了。”我那时正在某杂志写短篇小说,苦无题材,便影射此事,写了一个短篇,题目即为“再会”。公振见之,当不愉快,我亦自悔孟浪也。

  公振后遂出国,曾在国联任事,回国以后,时报已易主,其时我亦不在上海,故未与谋面。他的志愿,颇思进入申报馆,尔时申报馆正人材济济也。但史量才对之淡然,又有人谓其器小不大方,那正是公振的人缘不佳。不得已请其编“图画周刊”,因他在欧洲时,常以外国报上的图画,剪寄申报也。但这个职位,不是他的志愿,郁郁寡欢,遂以病卒(据说是盲肠炎和腹膜炎),始终未获一爱人,友朋为理其丧,葬于静安寺路一公墓。最惨的日寇侵华,到了上海,静安寺路公墓被掘有数尸暴露于外,有人往视之,其一却是公振。乃重为掩埋,我不知造物主把他的运命如何安排,正是鲁迅诗所谓“运交华盖欲何求”了。幸而他有一部“中国报学史”传世,聊足有慰于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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