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乡人|钟理和

原乡人

　　一

　　我幼年时，登上我的人种学第一课的是福佬人（闽南人）。这个人是我父亲商业上的朋友。大约在我三四岁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常常到我家来，在我家吃过一餐午饭，然后就走。但有时也会住下来，第二天才走。他人很高，很会笑。如果在我家住下来，那末，第二天要走时准会给我和二哥一角或二角钱；大概人还很好。待我年纪渐长，我才又知道有不少福佬人会到我们村子来做生意，妈时常由他们手里买咸鱼、布、或绺线。这时，我也懂得点福佬话了。

　　人种学的第二种人是日本人。经常着制服、制帽，腰佩长刀，鼻下蓄着撮短须。昂头阔步。威风凛凛。他们所到，鸦雀无声，人远远避开。

　　“日本人来了！日本人来了！”

　　母亲们这样哄诱着哭着的孩子。孩子不哭了。日本人会打人的，也许会把哭着的孩子带走呢！

　　二

　　六岁刚过，有一天，奶奶告诉我村里来了个先生（老师）是原乡人，爸爸要送我到那里去读书。但这位原乡先生很令我感到意外。他虽然是人瘦瘦的，黄脸，背有点驼，但除此之外，我看不出和我们有什么不同。这和福佬人日本人可有点两样。他们和我们是不同的。放学回来时我便和奶奶说及此事。奶奶听罢，笑着说到：我们原来也是原乡人；我们是由原乡搬到这里来的。

　　这可大大出乎我意想之外。我呆了好大一会儿。

　　“是我爸爸搬来的吗？”停了一会儿我问奶奶。

　　“不是！是你爷爷的爷爷。”奶奶说。

　　“为什么要搬来呢？”

　　“奶奶也说不上。”奶奶遗憾地说。“大概是那边住不下人了。”

　　“奶奶，”我想了想又说：“原乡在那边？是不是很远？”

　　“在西边，很远很远；隔一条海，来时要坐船。”

　　原乡，海，船！这可是一宗大学问。我张口结舌，又呆住了。奶奶从来就不曾教过我这许多东西。

　　第二年，先生换了人。据说也是原乡人，但和前一个完全两样。他人微胖，红润的脸孔，眼睛奕奕有神，右颊有颗大大黑黑的痣，声音宏亮。比起前一个来，这位原乡先生已神气多了。只是有一点：很多痰，并且随便乱吐。还有，喜吃狗肉，尤其是乳狗。那时村里几乎家家都养狗，要吃狗肉是极随便的。因此不到两年，他的身体更胖了，脸色更红了，但痰更多了。

　　他宰狗极有技巧。他用左手的拇指及食指捏着狗脖子，右手拿刀往狗脖下一划；小狗狺狺地在地上爬行几步，然后一踉跄。于是一连三只。他又教人如何用狗尾翻肠子，真是再好再方便不过。

　　他在我们村里教了三年书，后来脖上长了一个大疮，百方医治无效，便卷了行李走了。但据说：后来死在船上，尸首被抛进海里。村人都说他吃狗肉吃得太多了，才生那个疮的。不过他教学有方，且又认真，是个好先生，因而村里人都很以为惜。

　　八岁时，因为入学校读日本书，我就不再读村塾了。

　　我第三个认识的原乡人，也是和狗肉结下不解缘的。但令我不解的，他并不是外处人，据我所知，却是从来就住在村子里。也有老婆，都已上了年纪了；有一个女儿。他眼睛不好，手脚有点颤抖，但打起狗儿来却凶狠而勇猛。遇着他杀狗时，村里大人小孩都把他围成一圈。他家门口有株木棉树，他就把他的狗系在树头下，两手挥起杯口粗的木棍使尽力气向狗身上打下去。他的眼睛的不灵，使他的木棍不能每次都击中要害，很快结束狗的生命；唯其如此，徒然增加了狗的痛苦。狗在绳子许可范围内闪来闪去，踉跄挣扎，叫得异常凄惨，血顺着牠的舌头、嘴唇滴落。全村的狗都着了魔似的疯狂地吠着，但围着的人却屏声静气，寂然不动。二哥叫我不要吐唾沫，并要把两只手藏在身后。

　　红的血和疯狂的犬吠，更刺激了打狗者的杀心，木棍击落：叭啦！叭啦！突的，狗的脑袋着了一棍，蹶然仆地；鼻孔，眼睛，全出血了。狗的肚子猛烈地起伏，四肢在地上乱抓一转。狗挣扎着又爬了起来。但无情的木棍又击下去了。

　　我紧紧地靠着二哥。二哥一手挟抱我的脑袋，鼓励我“不要怕！不要怕”，一声凄绝的哀号过后，我再睁开眼睛。只见那可怜的动物直挺挺地躺在血泊里，肚子起伏得更凶猛，四肢不住抽搐。

　　二哥终于把我带走了。

　　有几个大人聚坐在斜对过，村铺前的石垣上谈论此事。

　　“多狠！”一个人这样说。又有人问是谁家的狗？据他的意思，以为给他狗的人家也和他一样狠心。

　　“他给他们钱呢！”另一个人说。

　　“给他们多少钱？”对方反驳道：“要是我，就是给再多钱，我也不干。”

　　“原乡人都爱吃狗肉。”又有人这样感喟地说。

　　他——那位杀牲者——是原乡人，这是我从来不知道的。

　　回到家里，我劈头问奶奶：我爷爷吃不吃狗肉？

　　“不吃！”奶奶说。

　　“我爷爷的爷爷呢？”

　　奶奶托异地看着我，微笑地说：“我不知道。不过，我想他一定是不吃狗肉的。”然后奶奶问我怎么要问这些事？

　　我将所见的事向她说明，然后告诉她：他们说原乡人都爱吃狗肉。

　　“傻孩子，我们可不是原乡人呀！”奶奶说。

　　“我爷爷的爷爷可是原乡人，这是奶奶说的。”

　　“他是原乡人，可是我们都不住在原乡了。”

　　我爷爷和我爷爷的爷爷不吃狗肉，这事确令我很满意，但是奶奶对于“我们是那种人”的说明，却叫人纳闷。

　　后来我又看见了更多的原乡人，都是些像候鸟一样来去无踪的流浪人物，而且据我看来，都不是很体面的：卖蔘的、铸犁头的、补破缸烂釜的、修理布伞锁匙的、算命先生、地理师（堪舆家）。同时我又发觉他们原来是形形色色，言语、服装、体格，不尽相同。据大人们说，他们有宁波人、福州人、温州人、江西人。这的确是件怪事。同是原乡人，却有如许差别！但对此，奶奶已不能帮我多少忙了。除此不算，我觉得他们都神奇、聪明、有本事。使破的东西经他们的手摸摸，待一会儿全变好了。我看主妇们收回她们的东西都心满意足，可见他们修补得一定不错。

　　最令我惊奇并感到兴趣的，是铸犁头的一班人。他们的生意，不像平常人是在白天干，却是在夜间干的。他们人数多，块头大，一个个都是彪形大汉，肩挑重负，头戴宽边大竹笠；这笠儿他们也可以当扇子来搧刚出模的火红犁头的。他们到了村子，便摇着铁片哗啦哗啦地各处走着，向人家收集破犁头。夜幕一落，他们便生火熔铁；一个人弓着背拉着风箱，把只熔炉吹得烈焰融融。一个人把铸模承着炉口，拿只钳儿把炉子一倾，赤热的熔液自炉口流进模里，火星四射，煞是可怕，但那人毫无惧色。他袒胸，脸上流汗，用每个身当重任的人所有的那种无比的坚毅、冷静和沉着，做完一切。炽红的火光用雕刻性的效果，把他的身躯凸现成一柱巨人。这场面慑住了我的思想。我觉得他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人物。

　　第二日我清早起来时，他们已经走了，场地上留下一堆煤的烧渣。它烧成各色各样奇形怪状的东西，丰富了我们的玩具箱。

　　三

　　待我年事渐长，我自父亲的谈话中得知原乡本叫做“中国”，原乡人叫做“中国人”；中国有十八省，我们便是由中国广东省嘉应州迁来的。后来，我又查出嘉应州是清制，如今已叫梅县了。

　　到公学校（如今的国民小学）五六年级，开始上地理课；这时我发觉中国又变成“支那”，中国人变成了“支那人”。在地图上，中国和台湾一衣带水，它隔着条海峡向台湾划着一条半月形弧线，自西南角一直划到东北角。我没有想到它竟是如此之大！它比起台湾不知要大好几百倍。但奶奶却说我爷爷因为原乡住不下人才搬到台湾来的。这是怎么说的呢？

　　日本老师时常把“支那”的事情说给我们听。他一说及支那时，总是津津有味。精神也格外好。两年之间，我们的耳朵便已装满了支那，支那人，支那兵等各种名词和故事。这些名词都有它所代表的意义；支那代表衰老破败；支那人代表鸦片鬼，卑鄙肮脏的人种；支那兵代表怯懦，不负责等等。

　　老师告诉我们：有一回，有一个外国人初到中国，他在码头上掏钱时掉了几个硬币，当即有几个支那人趋前拾起。那西洋人感动得尽是道谢不迭。但结果是他弄错了。因为他们全把捡起的钱装进自己的兜里去了。

　　然后就是支那兵的故事。老师问我们；倘使敌我两方对阵时应该怎么样？开枪打！我们说。对！支那兵也开枪了。但是向哪里开枪？向对方，我们又说。老师诡秘地摇摇头；不对！他们向天上开枪。这可把我们呆住了。为什么呢？于是老师说道：他们要问问对方，看看哪边钱拿得多。因为支那兵是拿钱雇来的。倘使那边钱多，他们便跑到那里去了。

　　支那人和支那兵的故事是没完的，每说完一个故事，老师便问我们觉得怎样。是的，觉得怎样呢？这是连我们自己也无法弄明白的。老师的故事，不但说得有趣，而且有情，有理，我不能决定自己该不该相信。

　　我重新凝视那优美的弧线。除开它的广大之外，它不会对我说出什么来。

　　四

　　同时，父亲和二哥则自不同的方向影响我。

　　这时父亲正在大陆做生意，每年都要去巡视一趟。他的足迹遍及沿海各省，上自青岛、胶州湾，下至海南岛。他对中国的见闻很广，这些见闻有得自阅读，有得自亲身经历。村人们喜欢听父亲叙述中国的事情。原乡怎样，怎样，是他们百听不厌的话题。父亲叙述中国时，那口吻就和一个人在叙述从前显赫而今没落的舅舅家一样，带了二分嘲笑、三分尊敬、五分叹息。因而这里就有不满、有骄傲、有伤感。

　　他们衷心愿见舅舅家强盛，但现实的舅舅家却令他们伤心，我常常听见他们叹息：“原乡！原乡！”

　　有一次，父亲不辞跋涉之劳深入嘉应州原籍祭扫祖先，回来时带了一位据说是我远房的堂兄同来。村人闻讯，群来探问“原乡老家”的情形。父亲摇了半天头，然后又生气又感慨地说：地方太乱，简直不象话；又说男人强壮的远走海外，在家的又懒、又软弱。像堂兄家，父亲和两个哥哥都走南洋，如今他又来台湾，家里就只剩三个妇人——一个老婆婆和两个年轻儿媳；再有，则是几个小孩了。大家听着，又都叹息不止。

　　后来父亲对海南岛大感兴趣，曾有和族人集体移民到榆林去捕鱼的计划。他先去视察了两趟，觉得满意，然后第三次邀了四位族人同往。他们准备如这次视察也能满意，回来后即把计划付诸实现。但没想到他们的汽车自海口出发后第二日便中途遇匪，在一个小县城困守十多天，饱受一场虚惊，终于不得不取消视察，败兴而返。希望幻灭，父亲和族人就此结束了发财的美梦，从此绝口不提海南岛和捕鱼的事情了。

　　同年末，上海传来坏消息：公司倒了。父亲席不暇暖的匆匆就道。回来时，那是又暴躁、又生气、又伤心，言笑之间失去了往日快乐和蔼的神采，经过很久才得恢复常态。

　　五

　　但真正启发我对中国发生思想和感情的人，是我二哥。我这位二哥，少时即有一种可说是与生俱来的强烈倾向——倾慕祖国大陆。在高雄中学时，曾为“思想不稳”——反抗日本老师，及阅读“不良书籍”——“三民主义”，而受到两次记过处分，并累及父亲被召至学校接受警告。

　　中学毕业那年，二哥终于请准父亲的许可，偿了他“看看中国”的心愿。他在南京上海等地畅游了一个多月，回来时带了一部留声机，和许多苏州西湖等名胜古迹的照片。那天夜里，我家来了一庭子人。我把唱机搬上庭心，开给他们听，让他们尽情享受“原乡的”歌曲。唱片有：梅兰芳的霸王别姬、廉锦枫的玉堂春、和马连良、荀慧生的一些片子。还有粤曲；小桃红、昭君怨；此外不多的流行歌。

　　粤曲使我着迷；它所有的那低回激荡，缠绵悱恻的情调听得我如醉如痴，不知己身之何在。这些曲子，再加上那赏心悦目的名胜风景，大大的触发了我的想象，加深了我对海峡对岸的向往。

　　我几次要求父亲让我到大陆念中学；父亲不肯。我又求二哥帮忙说项，但二哥说这事不会有希望，因为父亲对中国很灰心。

　　父亲在大陆的生意失败后，转而至屏东经商；二哥也远赴日本留学去了。第二年七七事变发生，日本举国骚然；未几，我被编入防卫团。堂兄回原乡去了。我和他相处数年，甚为和洽，此番离别，两人都有点舍不得。

　　战事愈演愈烈，防卫团的活动范围愈来愈广；送出征军人、提灯游行、防空演习、交通管制。四个月间，北平天津、太原、相继沦陷，屏东的日本人欢喜若狂，夜间灯火满街飞，欢呼之声通宵不歇。

　　就在这时侯，二哥自日本匆匆回来了。看上去，他昂奋而紧张，眼睛充血，好像不曾好好睡觉。他因何返台，父亲不解，他也没有说明。他每日东奔西走，异常忙碌，几置寝食于不顾。有一次，他领我到乡下一家人家，有十几个年轻人聚在一间屋子里，好像预先有过约定。屋里有一张大床铺，大家随便坐着；除开表兄一个，全与我面生。

　　他们用流利的日语彼此辩论着，他们时常提起文化协会、六十三条、中国、民族、殖民地等名词。这些名词一直是我不感趣的，因而，这时听起来半懂不懂。两小时后讨论会毫无所获而散。二哥似乎很失望。

　　同日晚上，二哥邀父亲在我隔壁父亲卧室中谈话。起初两人的谈话听起来似乎还和谐融洽，但是越谈两人的声音越高，后来终于变成争论。我听得见二哥激昂而热情的话声。然后争执戛然而止。二哥出来时怏怏不乐；两只眼睛彷佛两把烈火。是夜，我睡了一觉醒来，还看见二哥一个人伏在桌上写东西。

　　数日后，二哥便回日本去了。临行，父亲谆谆叮嘱：你读书人只管读书，不要管国家大事。父亲的口气带有愧歉和安慰的成份。但二哥情思悄然，对父亲的话，充耳不闻。

　　二哥再度自日本回来时，人已平静、安详，不再像前一次的激动了。这时国民政府已迁至重庆，时局渐呈胶着状态。二哥说日本人已在作久远的打算；中国也似决意抗战到底，战事将拖延下去。他已决定要去大陆。很奇怪的，父亲也不再固执己见了，但也不表高兴。

　　我和表兄送二哥到高雄；他已和北部的伙伴约好在台北碰头。一路上都有新兵的送行行列。新兵肩系红布，频频向人们点首微笑。送行的人一齐拉长了脖子在唱陆军行进曲。

　　替天讨伐不义，
　　我三军忠勇无比，
　　……

　　二哥深深地埋身车座里，表情严肃，缄默不语。我平日钦仰二哥，此时更意识到他的轩昂超越。我告诉他我也要去大陆。二哥微露笑意，静静低低地说：好，好，我欢迎你来。

　　二哥走后不久，宪兵和特务时常来家中盘查他的消息。他们追究二哥到那里去及做什么事。我们一概答以不知。事实上二哥去后杳无音信，我们连他是否到了大陆也不知道。

　　六

　　防卫团的职务要辞辞不掉，要摆摆不脱，着实令人烦恼。我曾以素有胆石病为由请辞，但不为允许。团长是一位医生，他解开内衣让我看看他开刀后的疤痕，然后拍着我的肩膀安慰我说胆石开刀不难，只要我愿意，他也可以为我效劳。

　　有一次防空演习，防卫团一半人管制交通，另一半人分区监视全街的灯火。时间已过午夜十二时。我们那一区忽然发现有一线灯光。我们——我和我的伙伴，按着地点很快就找出漏光的人家了。那是一间糕饼铺，老板出来应门没有把遮光布幕遮拢，以致灯光外漏。

　　我们以情有可原，祗告诫了一番之后便预备退出。但此时一个有一对老鼠眼的日本警察自后面进来了。他像一头猛兽在满屋里咆哮了一阵，然后不容分说把老板的名字记下来。

　　“那老板是唐山人（闽南语。即客家语的原乡人）”

　　回到监视台上，我的伙伴说。他是“老屏东”，知道许多我所不知道的事情。

　　“唐山人？那他怎么不回唐山去呢，都战争了？”

　　我也用闽南语问他。

　　“他舍不得嘛，他这里娶了老婆，又有铺子！”

　　然后他又告诉我前些时捐款时，这位老板没有捐到日本人所希望的数目，因此日本人对他很不满。这次他可能会吃苦头。

　　我们由此谈到这次的中日战争。这位伙伴认为中国打胜仗的希望甚微。

　　“战争需要团结，”他说：“可是中国人太自私，每个人只爱自己的老婆和孩子。”

　　翌日，我们在警察署集合。忽然有一个人自司法室摇摇摆摆的爬上停在门口的一辆人力车，彷佛身带重病，垂头丧气，十分衰弱。那人矮矮的身材，微胖。在人群中，我和昨晚的伙伴默默地互看了一眼。只有我们两人知道，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车上的正是漏光的糕饼铺的老板。

　　目送远去的人力车，我不觉想起伙伴所说的话：他是应该回去的！

　　当日黄昏时分，我独自一人坐在公园水池边，深深感到寂寞。我的心充满了对二哥的怀念，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到了重庆，此刻在做什么。失去二哥，我的生活宛如被抽去内容，一切都显得空虚而没有意义。我觉得我是应该跟去的；我好像觉得他一直在什么地方等候我。

　　“欢迎你来！欢迎你来！”二哥的声音在我耳畔一直萦绕不绝。

　　七

　　其后不久，我就走了——到大陆去。

　　我没有护照；但我探出一条便道，先搭船到日本，再转往大连；到了那里，以后往南往北，一切都随你的便。

　　我就这样走了。

　　我没有给自己定下要做什么的计划，祗想离开当时的台湾；也没有到重庆去找二哥。

　　我不是爱国主义者，但是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

　　二哥如此，我亦没有例外。

　　【作者简介】

　　钟理和(1915-1960) ，出生于台湾日治时期的新大路关，即今屏东县高树乡境广兴村，为六堆之一。

　　1928年毕业于盐埔公学校。于1930年接受私塾汉文教育，1932年随父迁居高雄州旗山郡美浓庄（今高雄县美浓镇），经营笠山农场。后认识钟台妹女士，1938年因与钟台妹同姓结婚受阻，遂只身前往当时为满州国所辖的沈阳，进入满洲自动车学校。1940年妻子前往满洲。1941年迁居北京专事写作。

　　1946年返台应聘内埔初中任教，后因肺疾恶化去职，返美浓定居，病中重订书稿不辍。1956年，以长篇小说《笠山农场》获得中华文艺奖。1960年于病中修改中篇小说《雨》时喀血而死，血溅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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