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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


  我们平时读书,往往遇见好些事情,觉得意见纷岐,以至互相抵触,要来辨别决定,很费一番心思,而其结果则多是倾向于少数的,非正宗的方面。这是为什么呢?难道真是有些怪人,如李卓吾俞理初等人,喜欢发为怪论,而这又能惑世诬民么?我想这未必然。据我的意见来说,关于政治道德中国本来有两种绝不同的思想,甲种早起,乙种后来占了势力,可是甲的根本深远,还时常出现,于是成了冲突。简单的用假定的名称来说,这可以说甲是一切都为人民,乙是一切都为君主的主张。这里最好借黄梨洲的现成的话来说明,在《明夷待访录·原君篇》中云:

  “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原臣篇》中云:

  “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又《置相篇》中云:

  ‘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盖自外而言之,天子之去公犹公侯伯子男之递相去,自内而言之,君之去卿犹卿大夫士之递相去,非独至于天子遂截然无等级也。”这几节话已经说的很简要,现在再引经书来加以证明,重要的还是在《孟子》里,如《尽心下》云: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离娄下》云:

  “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万章上》说伊尹云: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此外如《万章上》之说天下之民讴歌舜禹,《梁惠王上》《尽心上》之叙五亩之宅等办法,《离娄下》之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也都是这宗主张的表现,可以说即是黄黎洲说的根源。孔子并未明白说过,《尚书》多载政事祭祀,也未见说及,但是在传说上很有许多留存,如舜与禹之受禅,许由务光之逃避,禹稷之辛劳,以及汤之祷雨,皆是。据《太平御览》卷八三引《帝王世纪》云:

  “汤自伐桀后大旱七年,洛川竭。殷史卜曰,当以人祷。汤曰,吾所为请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祷,吾请自当。遂斋戒,剪发断爪,以己为牲,祷于桑林之社。”查照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古代君王与野蛮酋长一样,负有燮理阴阳的责任,如或旱干水溢,调整无功,往往有为牲之虞,有如晒城隍神相似。又据说君长的坐立衣食也多有拘束,如坐高座,足不着地之类,我们看《月令》中对于天子之衣的颜色,食的种类,有不近人情的规定,似乎有点近似。所以有些地方找人做酋长,候补者不愿意,有时竟至拒捕。这些《金枝》上的另碎话,虽然都出在非奥各蛮地,却颇可帮助我们证明传说中事实之可能,即使时代与人物未必便那么可以明确认定。

  在中国有文字纪录的时候,这样的时代早已过去很久了,事实上君权十分确立,其思想当如《洪范》所说,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那是殆无可疑的了。但是在想像中还存留着这么一个影子,成为传说,一直流传下来,而一般思想家中之特殊者也就由此传说而成为理论,于是为人民为天下的思想遂以成立,如孟子,如王介甫,如李卓吾黄黎洲,如俞理初,都是属于这一系的。至于为君主的主张则为君权时代之正宗思想,千百年来说的很是堂皇,但分析起来,大旨只如《明夷待访录》所说,《原君篇》云:

  “后之为人君者,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又《原臣篇》云:

  “世之为臣者,以为臣为君而设者也,君分吾以天下而后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后牧之,视天下人民为人君橐中之私物,今以四方之劳扰,民生之憔悴,足以危吾君也,不得不讲治之牧之之术,苟无系于社稷之存亡,则四方之劳扰,民生之憔悴,虽有诚臣,亦以为纤芥之疾也。”这里批评的很彻透,不过事实上一直具有绝大势力,这大抵起于有史以来,至秦而力量更加大,至宋而理论更加强,以至于今,民国成立以来犹未能清算。

  但是向民间去看,那里的思想相当保有原来的纯朴,他们现实方面畏惧皇帝的威力,理想方面却仍归依于治水的大禹,养老的西伯,一般老百姓所期待的所谓真命天子,实在即是孟子所云天与之人与之的为人民治事的君,若说弥勒菩萨转世,乃是附带的装点而已。这样看来,现今觉得对立着的两种主张,为君主的思想乃是后起,虽然支持了很久的时间,但其根柢远不及为人民为天下的思想之深长,况且在民国建国以后,这最古老的固有思想也就最为适宜而合理,此其重点当然在于政治道德上,有加以扶植之必要,唯在一般从事于文史工作的人也很值得注意的事也。

  上面所说都是泛论,现在且就文学方面来一看,究竟这两种思想占的势力如何。据理来推测,为君主的主张既在实际上占着势力很大也很久,应当各方面都已侵入浸透了,至少也有相当的根基,但是实在未必如此。文学上现今且只以诗歌为例。据我浅陋的知识说来,大约只有《离骚》一篇可以说是真是这种为君的思想的文学,此外就不大容易再去找寻。这实是无足怪的,屈原据《史记》说是楚之同姓,别的诗人忧生悯乱,感念身世,屈子则国事亦即是家事,所以那么特别迫切。可是我们仔细想来,《离骚》的文学价值就在于此么?刘彦和在《文心雕龙》上说得好,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枚贾追风而入丽,马杨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语虽简略,却能得其概要。

  我们回过去再看《诗经》,差不多也可以这样说。现在且依据小序去看,大雅与颂本来是以政事祭祀为主的篇什,倒是合例的,但以文学论这部分不占重要的位置,正如后来的郊祀歌一样。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这是很好的诗了,然而其中也有差别。据本文或序语看出确有本事的若干篇中,美少而刺多,诗人之意也只是忧国为主而非思君,至于后世传诵,很有影响的诗则又大都是忧生悯乱的悲哀之作,别一部分是抒情叙景的,随便举例,前者有《黍离》,《兔爰》,《山有枢》,《中谷有蓷》,《谷风》,《氓》,《卷耳》,《燕燕》等,后者如《七月》,《东山》,《野有死麇》,《静女》,《绸缪束薪》,《溱洧》,《风雨》,《蒹葭》,是也。这里所说极不精密,但大概情形也就是如此吧。

  关于古今体诗,这里也只得草率的说一下。不能广泛的去查考,只好利用一二选本,如闻人倓的《古诗笺》,张琦的《古诗录》,暂且应用。古诗十九首,有些评家都以为是逐臣或失志之士之词,这个我们实在看不出来,恐怕大家也有同一感想。阮嗣宗的《咏怀》五十首,陶渊明的大部分的诗,照例是被归入这一类里去的,我们可以重复说关于《诗经》作者的话,他们诚然是忧时,但所忧者乃是魏晋之末的人民的运命,不是只为姓曹的或姓司马的一家也。以后我们且只看唐诗,而且唐诗中也只看杜少陵,因为唐诗固无从谈起,而杜少陵足为其代表,且亦正以每饭不忘君的诗人著名也。

  这里我所依据的是芸叶盦的二十卷本《杜工部集》,可是恰巧有名的古诗都是早年之作,收在前几卷里,检阅甚便,据我看来,《咏怀》《述怀》与《北征》诸诗,确如东坡所云,可以见其忠义之气,但如说其诗的价值全都在此,那有如说茶只是热得好,事实当然未必如此。老杜这类诗的好处如自己说过,正在其“忧端齐终南,洞不可掇”,如上述诸诗外,有《哀江头》《哀王孙》,新安石壕二吏,新婚垂老无家三别,《悲陈陶》,《兵车行》,前后出塞,《彭衙行》,《羌村三首》,《春望》,《月夜忆舍弟》,《登岳阳楼》,这些虽然未能泣鬼神,确有惊心动魂之力,此全出于慈爱之情,更不分为己为人,可谓正是文艺的极致。“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我们现在读了,能不感到一种怅惘。我不懂得诗,尤其不敢来讲杜少陵的事情,这里只是乱抓的抓到他,请他帮我证明一下,为君主的思想怎样的做不成好诗,结果倒是翻过来,好诗多是忧生悯乱的,这就是为人民为天下的思想的产物。

  这也就可以说是中国本来的文学思想的系统,自《诗经》以至杜少陵是如此,以后也是如此,可以一直把民国以来的新文学也算在里边。散文方面的例我没有引,因为这事情太是繁重了,一时来不及着手。在那里面为君主的思想当更占有势力,臣罪当诛天王圣明的话头在诗中难免稍为触目,文中便用得惯了,更肉麻些也还不妨,所以那边的情形自然会得稍有不同,须待查考了再说。但是我相信,至少是依据我对于中国思想与文学的意见来说,这种一切为君主的思想本是后起的,因了时代的关系一时间大占势力,在文化表面上很是蔓延,但是终于扎不下深的根,凡是真正好的文学作品都不是属于这一路的,现在又因了时代的关系明显的已失势力,复兴的应该是那一切为人民为天下的思想,不但这是中国人固有的思想,一直也就是中国文学的基调。

  这里的例证与说明或者还不甚充足,有待于将来的补订,但我想这两种思想的交代总是无疑的事实,而且此与普通思潮之流行变化不同,乃是与民族的政治文化的运动密切相关,现今从事于文学工作的人正有极须注意之必要。末了觉得又须加上一点蛇足的说明,以上只是我个人对于中国文学思想之一种观察,应用的范围自然就以中国为限。自然科学的定理世间只有一个,假如有了两个,其中之一必将被证明为假,若在人文方面便可以容得不同,不好用了一条定例去断定一切,所以论中国的事情,其结论即使正确,其通行范围亦姑且限于本国,不当以此结论妄去应用于外国事情之上,亦不可以外国之结论拿来随便应用。人的头脚虽同,鞋帽却难通用,此小事人无不知者,而吾于此乃犹哓哓费词,此其所以为蛇足也。

  三十二年四月十三日在南京中央大学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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