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天的书·日记与尺牍

日记与尺牍

　　日记与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的表出作者的个性。诗文小说戏曲都是做给第三者看的，所以艺术虽然更加精炼，也就多有一点做作的痕迹。信札只是写给第二个人，日记则给自己看的，（写了日记预备将来石印出书的算作例外，）自然是更真实更天然的了。我自己作文觉得都有点做作，因此反动地喜看别人的日记尺牍，感到许多愉快。我不能写日记，更不善写信，自己的真相仿佛在心中隐约觉到，但要写他下来，即使想定是私密的文字，总不免还有做作，—这并非故意如此，实在是修养不足的缘故，然而因此也愈觉得别人的日记尺牍之佳妙，可喜亦可贵了。

　　中国尺牍向来好的很多，文章与风趣多能兼具，但最佳者还应能显出主人的性格。《全晋文》中录王羲之杂帖，有这两章：

　　“吾顷无一日佳，衰老之弊日至，夏不得有所啖，而犹有劳务，甚劣劣。”

　　“不审复何似？永日多少看未？九日当采菊不？至日欲共行也，但不知当晴不耳？”

　　我觉得这要比“奉橘三百颗”还有意思。日本诗人芭蕉（Bashō）有这样一封向他的门人借钱的信，在寥寥数语中画出一个飘逸的俳人来。

　　“欲往芳野行脚，希惠借银五钱。此系勒借，容当奉还。唯老夫之事，亦殊难说耳。

　　去来君　　芭蕉。”

　　日记又是一种考证的资料。近阅汪辉祖的《病榻梦痕录》上卷，乾隆二十年（1755）项下有这几句话：

　　“绍兴秋收大歉。次年春夏之交，米价斗三百钱，丐殍载道。”同五十九年（1794）项下又云：

　　“夏间米一斗钱三百三四十文。往时米价至一百五六十文，即有饿殍，今米常贵而人尚乐生，盖往年专贵在米，今则鱼虾蔬果无一不贵，故小贩村农俱可糊口。”

　　这都是经济史的好材料，同时也可以看出他精明的性分。日本俳人一茶（Issa）的日记一部分流行于世，最新发见刊行的为《一茶旅日记》，文化元年（1804）十二月中有记事云：

　　“二十七日阴，买锅。

　　二十九日雨，买酱。”

　　十几个字里贫穷之状表现无遗。同年五月项下云，

　　“七日晴，投水男女二人浮出吾妻桥下。”此外还多同类的记事，年月从略：

　　“九日晴，南风。妓女花井火刑。”

　　“二十四日晴。夜，庵前板桥被人窃去。

　　二十五日雨。所余板桥被窃。”

　　这些不成章节的文句却含着不少的暗示的力量，我们读了恍忽想见作者的人物及背景，其效力或过于所作的俳句。我喜欢一茶的文集《俺的春天》，但也爱他的日记，虽然除了吟咏以外只是一行半行的纪事，我却觉得他尽有文艺的趣味。

　　在外国文人的日记尺牍中有一两节关于中国人的文章，也很有意思，抄录于下，博读者之一粲。倘若读者不笑而发怒，那是介绍者的不好，我愿意赔不是，只请不要见怪原作者就好了。

　　夏目漱石日记，明治四十二年（1909）

　　“七月三日

　　晨六时地震。夜有支那人来，站在栅门前说把这个开了。问是谁，来干什么，答说我你家里的事都听见，姑娘八位，使女三位，三块钱。完全像个疯子。说你走罢也仍不回去，说还不走要交给警察了，答说我是钦差，随出去了。是个荒谬的东西。”

　　以上据《漱石全集》第十一卷译出，后面是从英译《契诃夫书简集》中抄译的一封信。

　　契诃夫与妹书

　　“一八九〇年六月二十九日，在木拉伏夫轮船上。

　　我的舱里流星纷飞，——这是有光的甲虫，好像是电气的火光。白昼里野羊游泳过黑龙江。这里的苍蝇很大。我和一个契丹人同舱，名叫宋路理，他屡次告诉我，在契丹为了一点小事就要‘头落地’。昨夜他吸鸦片烟醉了，睡梦中只是讲话，使我不能睡觉。二十七日我在契丹爱珲城近地一走。我似乎渐渐的走进一个怪异的世界里去了。轮船播动，不好写字。

　　明天我将到伯力了。那契丹人现在起首吟他扇上所写的诗了。”

　　（十四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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