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生活·论左拉_周作人

论左拉(1)

　　英国蔼理斯著Havelock Ellis，Zola.（Affirmations，P.131-157，1898）

　　左拉的名字——一个野蛮的，爆发的名字，像是一个无政府党的炸弹——在嘘声与嗥叫之中滚来滚去的经过了这世纪的四分之一。在无论那一个文明国里，我们都听到人家说起那个把文学拖到阴沟里去，那个出去拣拾街上的污秽东西放进书里给那些污秽的人们去读的人。而且在无论那一个文明国里，都有数十万的人读他的书。

　　现在，他的毕生事业已经完成了。以前所引起的那种呼噪，同时也就大抵沉静下去了。这并不是大家都已承认《路公麦凯耳丛书》著者的地位，只因当初迎他的风暴已经乏力，而且又已知道这件事至少有着两面，正如别的一切问题一样。这样的一个时候，来平心静气地讨论左拉的正确的位置，是颇适宜的。

　　那些绝对地反对左拉，而知道谩骂算不得辩论的人们所主张的根据，大抵是说左拉并非艺术家。这件事情在他们的议论里往往变成了理想主义对写实主义的问题。理想主义这个字，照文艺批评家所用，似乎是指在艺术描写上对于人生事实的一种小心的选择，有些事实适于小说的描写，有些别的事实是不很适用的；至于写实派则据批评家看来是一个毫不别择地把一切事实都抛进书里去的人。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法，因为那文艺批评家不曾明白地规定；他更不反问自己所主张的理想主义有多少只是传统的，或者这表现的方法会影响我们到什么程度。他对于自己不曾发这些疑问，我们也不必去问他，因为在左拉（或是在无论那一个所谓写实派）是没有这样分别的。

　　世上没有绝对的写实主义，只有理想主义之种种变相；唯一绝对的写实当为一张留声机片，辅以照相的插画，仿佛是影戏的样子。左拉是一个理想派，正如乔治珊特（George Sand）一样。他很多选取物质方面的材料，而且他选的很庞杂，这都是真的。但是选择总还存在，凡有过审慎的选择的便即是艺术。关于所谓写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问题，我们不必劳心——我真怀疑我们有无劳心之必要。现在的问题只是：那艺术家选择了正当的材料么？他又曾用了该当的节制去选择材料么？

　　这第一个是大的问题，而且至少在左拉这案件里，我想不是依了纯粹的美学的根据可以解答得来的；第二个问题却可以容易地解答。左拉自己曾经答过，他承认因了他的热心，或者又因了他对于新得事实的特别的记忆力，（像是海绵的一个记忆力，如他所说，容易涨满也容易空虚，）他常要走的太远；他在书上太丰富地加上详细的描写。这种错处与惠德曼（Whitman）所有的一样，同样的被热心所驱迫。左拉费了极大的辛苦去搜求事实；他告诉我们怎样翻阅神学家的著作，想得到质地和色彩去做那《穆勒长老的过失》（La Faute de L'Abbe Mouret）——这或者是他早年作品里的最好的书。

　　但是他做这个预备功夫，的确未必有茀罗倍耳（Flaubert）做《波伐理夫人》（Madame Bovary）时用的那样多，更不及茀罗倍耳做《萨阑波》（Salammbô）时的关于加尔泰格（Carthage）的研究了。然而结果截然不同；一个艺术家凭了着笔的丰富繁重得到效果，别一个艺术家却凭了谨慎的节制，只是选择并侧重于显著重要之点。后者的方法似乎更速更深地达到艺术的目的。哈耳思（Frans Hals）的三笔抵得覃纳耳（Denner）的千笔。丰富而精细的描写可以感人，但是末后却使人烦倦了。倘若一个人抱起他的两个小孩放在膝上，无论他把莱诺耳放在右膝，亨利放在左膝，或是相反，这都没有什么关系；那人自己也未必知道，而且他的感情愈强，他也就愈不会知道。我们深厚地生活着的时候，我们外面生活的事实并不是精细密致地呈现于心目；只有很少的几点在意识中成为焦点，其余的皆与下意识相连界。

　　少数的事物在生活的每瞬间明显地现出，其余的都是阴暗的。超越的艺术家的本领在于他有卓识与大胆，能够攫住并表示出每阶段的这些亮点，把那连界的分子放在该当的从属的地位。截不相像的戏曲家如福尔特（Ford）与伊勃生（Ibsen），截不相像的小说家如茀罗倍耳与托尔斯泰，都一样地因了他们艺术效力的单纯明显能够感人。左拉所采用的方法却使这种效力极难得到。或者左拉的特殊艺术之最好的证明，在于他的善能中和那种繁重的笔法的恶结果之一种技能。

　　在他的代表著作如《酒店》（L'Assommoir）《娜娜》（Nana）和《萌芽》（Germinal）里，他想在一群琐屑或专门的事物上作出一个显明的远景，想从多种描写中间造成一个单独精密的印感，大抵都是安排得很巧妙的。现在即举那煤坑伏娄（Voreux）为例，这差不多是《萌芽》中的主人公，比书中别的个人还要重要。描写并没有什么趣味，但是都很精细，末了把那煤坑象征作一个庞大的偶像，吃饱了人血，蹲伏在它的神秘的龛里。凡遇左拉要把伏娄提出来的时候，他便用这个公式。

　　对于书中的别的物质脚色，也是如此，不过略轻一点。有时候写着群众，这个公式只是一句呼声。在《娜娜》的精巧的结束里狂呼“到柏林去”的巴黎群众即是如此，在《萌芽》里呼噪要面包的罢工的人们也是一样。这与迭更司等所滥用的，一句话或一种手势之狡狯的复述并不相同；乃是一种精心结构的重要语句的巧妙的操纵。左拉大约是第一个人，初次这样精细整齐地采用这种主题到文艺里来，当作总结复杂的描写，使读者得到整个的印象之一种方法。他用这手段想减少他的作法的许多缺点而使复杂的记述得以集中。他有时候只须适宜地应用主题的复述，便可得到锐利而单纯的印感。

　　而且他又有时能够丢掉他的详细描写的方法，得到强烈的悲剧的力量。默格拉的尸首被残毁的一节，是以前小说里所不能描写的场面。有了题材，左拉的处置是简要有力而且确实，这只有大艺术家才能如此。左拉是他的艺术范围内的大家，《酒店》与《萌芽》——据我读左拉的经验，这似乎是他最精美的两部著作——便足以证明这句话了。这些作品与普通小说的关系，正如华格纳（Wagner）的乐剧与普通的意大利歌剧相比一样。

　　华格纳比左拉在艺术上达到更高的地位，他比左拉更能完全把握住他所取在手中想要融合的一切原质。左拉还未曾澈底明白地看到科学的观点，以及与小说融和的能力之限度；他又未曾完全确实地看定艺术的目的。在他的庞大的文学的建筑之中，他留下太多的木架矗立在那里；书中有太多的只是粗糙的事实，还未制作成艺术的那些东西。但是，即使左拉不是世界最大艺术家之一，我不相信我们能够否认他是一个艺术家。

　　但是从纯粹的艺术观点上来看左拉，实在是几乎等于不曾看见他。他在世界上以及文学上的重要关系并不全在他的运用材料的方法——例如在龚枯尔兄弟（Goncourts），便是重在这一点——而在于材料本身与所以使他选择这些材料的心机及思想。那些一大堆的大册即是一种独创的丰富的气质之火山的喷出物。要想理解那些书，我们必须先一研究这个气质。

　　在左拉身内，积蓄着一种丰裕而混杂的民族的精力。含有法国意大利希腊的分子——母亲是法国波思中部的人，其地生产五谷较智慧为多，父亲系意大利希腊的混血种，是一个工学的天才，具有热烈的魄力与伟大的计画——左拉一人很奇异的混合了各种才力，不过这或者不是一种很好的混合。我们觉得父亲里的工程师性质在儿子里也很有势力，不必一定由于遗传，或者只因幼年的接近与熟习所以如此。少年的左拉是一个柔弱的小孩，也不是成绩很好的学生，虽然他有一回得到一个记忆力竞争的奖赏，那时他所表示出来的才能是在科学方面；他并没有文学的倾向。

　　他之所以从事于文学，似乎大半因为在一个穷苦的书记的手头，只有纸笔最便，可以运用罢了。在他的著作上我们仍能侦察出工学的倾向来。正如赫胥黎的天性都倾向于工学，常在生理学里寻求有机体的结果，所以左拉也常在寻求社会有机体的结果，虽然他的科学训练不很充足。路公麦凯耳家的历史乃是社会数学的一种研究：假定某家族有什么特性，那么两种特性接触有怎样的遗传的结果呢？

　　因此造成左拉的性格者先有这两个主因，其一是这民族性的奇异的混合，有如一片沃土，只须有新的种子即能生长，其二是那从工学的及物质的观点观察一切之本能的倾向。此外在幼年时代又加上第三个主因，在三者之中实最重要。左拉在他父亲死后，从童年直到少年，非常贫苦，几乎穷到受饿，这正是体面人的可怕的贫穷。他的著作的性质与他对于人世的观察显然很受幼时长期饥饿的影响。那个怯弱谨慎的少年——因为据说左拉在少年及壮年时代都是这样的性质——同着他所有新鲜的活力被关闭在阁楼上，巴黎生活的全景正展开在他的眼前。为境遇及气质所迫，过着极贞洁清醒的生活，只有一条快乐的路留下可以享受，那便是视官的盛宴。我们读他的书，可以知道他充分地利用，因为《路公麦凯耳丛书》中的每册都是物质的观象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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