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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书与中国文学(2)


  这两种思想当初分立,互相撑拒,造成近代的文明,到得现代渐有融合的现象。其实希腊的现世主义里仍重中和(Sophrosynê),希伯来也有热烈的恋爱诗,我们所说两派的名称不过各代表其特殊的一面,并非真是完全隔绝,所以在希腊的新柏拉图主义及基督教的神秘主义已有了融合的端绪,只是在现今更为显明罢了。我们要知道文艺思想的变迁的情形,这圣书便是一种极重要的参考书,因为希伯来思想的基本可以说都在这里边了。

  其次现代文学上的人道主义思想,差不多也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又是很可注意的事。《旧约》里古代的几种纪事及豫言书,思想还稍严厉;略迟的著作如《约拿书》,便更明了的显出高大宽博的精神,这篇故事虽然集中于巨鱼吞约拿,但篇末耶和华所说,“这麻……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这一节才是本意的所在。谟尔说,“他不但《以西结书》中神所说‘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惟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的话,推广到全人类,而且更表明神的拥抱一切的慈悲。这神是以色列及异邦人的同一的创造者,他的慈惠在一切所造者之上。”

  在《新约》里这思想更加显著,《马太福音》中登山训众的话,便是适切的例:耶稣说明是来成全律法和先知的道,所以他对于古训加以多少修正,使神的对于选民的约变成对于各个人的约了。“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第五章三十八至三十九)“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同上四三至四四)这是何等博大的精神!近代文艺上人道主义思想的源泉,一半便在这里,我们要想理解托尔斯泰,陀思妥也夫斯奇等的爱的福音之文学,不得不从这源泉上来注意考察。“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约第八章七)“父阿,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事,他们不晓得。”(路第二三章三四)耶稣的这两种言行上的表现,便是爱的福音的基调。“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林前第十三章八)“上帝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约壹第四章十六)这是说明爱之所以最大的理由,希伯来思想的精神大抵完成了;但是“不爱他所看见的兄弟,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上帝”。(同上二十)正同柏拉图派所说不爱美形就无由爱美之自体(Auto to kalon)一样;再进一步,便可以归结说,不知道爱他自己,就不能爱他的兄弟;这样又和希腊思想相接触,可以归入人道主义的那一半的源泉里去了。

  其次讲到形式的一方面,圣书与中国文学有一种特别重要的关系,这便因他有中国语译本的缘故。本来两国文学的接触,形质上自然的发生多少变化;不但思想丰富起来,就是文体也大受影响,譬如现在的新诗及短篇小说,都是因了外国文学的感化而发生的,倘照中国文学的自然发达的程序,还不知要到何时才能有呢。希伯来古文学里的那些优美的牧歌(Eidyllia=Idylls)及恋爱诗等,在中国本很少见,当然可以希望他帮助中国的新兴文学,衍出一种新体。豫言书派的抒情诗,虽然在现今未必有发达的机会,但拿来和《离骚》等比较,也有许多可以参照发明的地方。

  这是从外国文学可以得来的共通的利益,并不限于圣书;至于中国语的全文译本,是他所独有的,因此便发生一种特别重要的关系了。我们看出欧洲圣书的翻译,都于他本国文艺的发展很有关系,如英国的微克列夫(Wycliffe)德国的路得(Luther)的译本皆是。所以现今在中国也有同一的希望。欧洲圣书的译本助成各国国语的统一与发展,这动因原是宗教的,也是无意的;圣书在中国,时地及位置都与欧洲不同,当然不能有完全一致的结果,但在中国语及文学的改造上也必然可以得到许多帮助与便利,这是我所深信的不疑的,这个动因当是文学的,又是有意的。

  两三年来文学革命的主张在社会上已经占了优势,破坏之后应该建设了;但是这一方面成绩几乎没有,这是什么原故呢?思想未成熟,固然是一个原因,没有适当的言词可以表现思想,也是一个重大的障害。前代虽有几种语录说部杂剧流传到今,也可以备参考,但想用了来表现稍为优美精密的思想,还是不足。有人主张“文学的国语”,或主张欧化的白话,所说都很有理;只是这种理想的言语不是急切能够造成的,须经过多少研究与试验,才能约略成就一个基础;求“三年之艾”去救“七年之病”,本来也还算不得晚,不过我们总还想他好的快点。这个疗法,我近来在圣书译本里寻到,因为他真是经过多少研究与试验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可以供我们的参考与取法。

  十四五年前复古思想的时候,我对于《新约》的文言译本觉得不大满足,曾想将四福音重译一遍,不但改正钦定本的错处,还要使文章古雅,可以和佛经抗衡,这才适当。但是这件事终于还未着手;过了几年,看看文言及白话的译本,觉得也就可以适用了;不过想照《百喻经》的例,将耶稣的譬喻从新翻译,提出来单行,在四五年前还有过这样的一个计画。到得现在,又觉得白话的译本实在很好,在文学上也有很大的价值;我们虽然不能决怎样是最好,指定一种尽美的模范,但可以说在现今是少见的好的白话文,这译本的目的本在宗教的一面,文学上未必有意的注意,然而因了他慎重诚实的译法,原作的文学趣味保存的很多,所以也使译文的文学价值增高了。我们且随便引几个例:

  “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利巴嫩的树木扎根;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华如橄榄树,他的香气如利巴嫩的香柏树。”(《何西阿书》第十四章五至六节)

  “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雅歌》第二章十五)

  “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希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他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启示录》第十七章七至八)

  这几节都不是用了纯粹的说部的白话可以译得好的,现在能够译成这样信达的文章,实在已经很不容易了。还有一件,是标点符号的应用:人地名的单复线,句读的尖点圆点及小圈,在中国总算是原有的东西;引证话前后的双钩的引号,申明话前后的括弓的解号,都是新加入的记号。至于字旁小点的用法,那便更可佩服;他的用处据圣书的凡例上说,“是指明原文没有此字,必须加上才清楚,这都是要叫原文的意思更显明。”我们译书的时候,原不必同经典考释的那样的严密,使艺术的自由发展太受拘束,但是不可没有这样的慎重诚实的精神;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从圣书译本得到一个极大的教训。我记得从前有人反对新文学,说这些文章并不能算新,因为都是从《马太福音》出来的;当时觉得他的话很是可笑,现在想起来反要佩服他的先觉:《马太福音》的确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我又豫计他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大极深的关系。

  以上将我对于圣书与中国文学的意见,约略一说。实在据理讲来,凡有各国的思想在中国都应该介绍研究,与希伯来对立的希腊思想,与中国关系极深的印度思想等,尤为重要;现在因为有圣书译本的一层关系,所以我先将他提出来讲,希望引起研究的兴味,并不是因为看轻别种的思想。中国旧思想的弊病,在于有一个固定的中心,所以文化不能自由的发展;现在我们用了多种表面不同而于人生都是必要的思想,调剂下去,或可以得到一个中和的结果。希伯来思想与文艺,便是这多种思想中间,我们所期望的一种主要坚实的改造的势力。

  (一九二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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