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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学事始


  在十一二年前日本菊池宽发表一篇小说,题名“兰学事始”,叙述杉田玄白与前野良泽苦心译读和兰解剖学书的事,为菊池集中佳作之一。“兰学事始”本来是一部书名,杉田玄白八十三岁时所著,小说里所讲的大抵全以此为根据,明治初年此书虽曾刻木,已不易得,近来收入“岩波文库”中始复行于世,价才金二十钱也。所谓兰学本指和兰传来的医学,但实在等于中国的西学一语,包含西洋的一切新知识在内。十六世纪以来葡西至日本互市传教,日人称之曰南蛮,和兰继之,称曰红毛,及德川幕府实行锁国,严酷的禁止信教,其后只剩下和兰一国继续通商,地点也只限于长崎一处,于是和兰的名号差不多成为西洋的代表了。

  在长崎出岛地方有一所阿兰陀馆,和兰每年派一位甲必丹来住在那里,仿佛是一种领事,管理交易的事,有官许的几个“通词”居间翻译,在那时候通词便是唯一的西洋语贮藏所,可是这也只能说话,因为文字的学习是犯禁的,有人著了一部《红毛谈》,内里画了字母的形象,便为政府所禁止没收。但是求知识的人总想往这方面求得出路,有些医生由通词间接的去学几个“兰方”,有些学者如青木昆阳跑到长崎去请通词口授,学了五百余言的和兰话回来。

  当时社会称此类具眼之士曰豪杰,野上臼川云,元龟天正(一五七〇至九一)的时代持长枪的豪杰横行于天下,享保(一七一六至三五)以后的豪杰则从长崎通词家里秘密的得到Woordenboek(字典),想凭此以征服不思议的未知世界。青木昆阳即是这豪杰之一,前野良泽乃是昆阳的弟子也。

  前野良泽生于一七二三年,世代业医,年四十七始就昆阳学和兰语,次年往长崎,于昆阳所授五百言外又诵习二百余言,并得字书及解剖图志以归。又次年为明和八年(一七七一),三月四日与杉田玄白等至千住骨之原刑场“观脏”,见其一一与图志符合,遂定议起手翻译。杉田亦世医,偶得图志阅之,与汉医旧说大异,及实验后乃大服,提议译述刊行以正缪误,唯不通兰语,推前野为译主,约期集会,时前野年四十九,杉田三十九也。《兰学事始》卷上纪其事曰:

  “次日集于良泽家,互语前日之事,乃共对Tafel Anato- mia(案即Tabulae Anatomicae)之书,如乘无舵之舟泛于大海,茫洋无可倚托,但觉芒然而已。唯良泽对于此道向曾留意,远赴长崎,略知兰语并章句语脉间事,年长于予者十岁,乃定为盟主,亦即奉为先生。予则即二十五字亦尚未识,今忽然发起此事,乃亦学习文字并诸单语焉。

  译述此书应如何下手,先加以讨论,如从内象起则必难了解,此书最初有俯伏全象之图,此为表部外象之事,其名称皆所熟知,取图说记号并合研究差可着手,遂决定从此处下笔,即《解体新书》之形体名目篇是也。其时对于de(英文the)het(the,又代名词)als(as)welk(which)等诸词,虽略有记诵,然不能仔细辨解,故常读之不解所谓。如眉者生于目上之毛也一句,尽春天的长昼终未明了,苦思直至日暮,互相睨视,仅只一二寸的文章终于一行不能解。

  又一日读至鼻者佛耳黑芬特者也,此语亦不可解,众共讨索此应作何解,实无法可通。其时亦无字典之类,唯良泽从长崎购得一简略小册,共检之,在Verhëffend一语下注云,树枝断处,其处佛耳黑芬特,又扫院落时,尘土聚集而佛耳黑芬特也。此是何义,又苦思强解如前,亦终未明。予思树枝断处接合则稍高,又扫地时尘土积聚亦成堆,鼻在面上正是堆起之物,然则佛耳黑芬特或即堆积之意。予遂言此语译作堆积何如,众人闻言甚以为然,遂决定如此译。此时喜悦之情无可比喻,大有获得连城之璧之概焉。……然语有之,为事在人,成事在天,如此苦心劳思,辛勤从事,每月凡六七会,每会必集,一无倦怠,相聚译读,所谓不昧者心,凡历一年余,译语渐增,对于彼国事情亦渐自了解,其后如章句疏朗处一日可读十行以上,别无劳苦而能通其意义矣。”

  福泽谕吉序云,“书中纪事字字皆辛苦,其中关于明和八年三月五日在兰化先生宅,对Tafel Anatomia之书,如乘无舵之舟泛于大洋,茫洋无可倚托,但觉芒然云云以下一节,我辈读之察先人之苦心,惊其刚勇,感其诚挚,未尝不感极而泣。迂老与故箕作秋坪氏交最深,当时得其抄本,两人对坐,反复读之,至此一节,每感叹呜咽无言而终以为常。”此并非夸诞之词,求知识者的先驱的言行十分有悲壮的意味,《兰学事始》不仅是医学史文献上一小册子,在日本现代文化发展上更有重大意义者也正以此。

  前野宅的翻译事业经过四年的岁月,杉田笔述,凡前后十一易稿,成《解体新书》四卷,于安永三年(一七七四)出版,实为日本西学译书之始。在十五年前即宝历九年(一七五九)山胁东洋看了刑尸的解剖,作《藏志》一卷,凡剥胸腹图九藏前面图九藏背面图脊骨侧面图共四图,中有云“向者获蛮人所作骨节剐剥之书,当时碌碌不辨,今视之胸脊诸藏皆如其所图,履实者万里同符,敢不叹服”,(原汉文)可见也曾参照西洋解剖图,不过因为不懂得文字故所知不深罢了。但是在医学史上也是一件重大的事情,疑古与实证的风气总是自此发动了。(据富士川游著《日本医学史纲要》)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想起中国医学界的“豪杰”玉田王清任先生来了。山胁的《藏志》出版于清乾隆二十四年,杉田的《解体新书》在乾隆三十六年,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则在道光庚寅(一八三〇),比起来要迟了七十或五十多年了,但是他那精神却仍是值得记念,他那境遇也更值得怜悯。《医林改错》脏腑记叙中云:

  “自恨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虽竭思区画,无如之何。十年之久,念不少忘。至嘉庆二年丁巳(一七九七)余年三十,四月初旬游于滦州之稻地镇。其时彼处小儿正染瘟疹痢症,十死八九,无力之家多半用代席裹埋,代席者代棺之席也,彼处乡风更不深埋,意在犬食,利于下胎不死,故各义冢中破腹露脏之儿日有百余。余每日压马过其地,初未尝不掩鼻,后因念及古人所以错论脏腑皆由未尝亲见,遂不避污秽,每日清晨赴其义冢就群儿之露脏者细视之,犬食之余,大约有肠胃者多,有心肝者少,互相参看,十人之中看全不过三人,连视十日大约看全不下三十余人。始知医书中所绘脏腑形图与人之脏腑全不相合,即件数多寡亦不相符。唯胸中隔膜一片其薄如纸,最关紧要,及余看时皆已破坏,未能验明在心下心上是斜是正,最为遗憾。”

  这样的苦心孤诣的确够得上算求知识者的模范了。但是,日本接连的有许多人,中国却只一个。日本的汉法医有到刑场观脏的机会,中国则须得到义冢地去,日本在《藏志》之后有《解体新书》及其他,中国《医林改错》之后不知道有什么。这是二者之不同。听说杉田玄白用汉文译述《解体新书》,一半理由固然在于汉文是当时的学术语,一半也因为想给中国人看,因为日本文化多受中国的恩惠,现在发见了学术的真理,便想送过去做个报答。中国人自己不曾动手,日本做好了送来的也不曾收到,咸丰年间英国合信(Hudson)医士译了《全体新论》送来,也不知道有没有医生看,——大约只有一个王清任是要看的,不过活着已有八九十岁了,恐怕也不及看见。从这里看来中国在学问上求智识的活动上早已经战败了,直在乾嘉时代,不必等到光绪甲午才知道。然而在现今说这话,恐怕还不大有人相信,亦未可知。

  (二十二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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