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书信·答芸深先生

答芸深先生

　　芸深先生：

　　来信对于曼殊深致不满，我亦有同意处，唯虑于青年有坏影响，则未必然。曼殊是一个很有天分的人，看他的绝句与小品文，可以知道，又生就一副浪漫的性情，颇足以代表革命前后的文艺界的风气；但是他的思想，我要说一句不敬的话，实在不大高明，总之还逃不出旧道德的樊篱，—这在诗人或者是难免的？即如白采君的《绝俗楼我辈语》中也常见到旧时代的旧话。

　　我不相信文学有什么阶级可分，但文学里的思想确可以分出属于某一阶级某一时代的，如封建时代或有产阶级之类，中国现今的道德观念多半以私产制度为标准，所以世俗对于亲子男女间的思想也纯粹建立在这上面。我不相信诗人应当是“先知”，拿着十字架在荒野上大叫，但有健全的思想的诗人总更使我喜欢，郭沫若先生在若干年前所说“诗人须通晓人类学”（大意如此）这一句话，我至今还是觉得很对；法国都德（A.Daudet）关于两性问题说过愚话，我就有点不敬，觉得他真是有产阶级的人，无论他实在有没有产，虽然他的短篇还是可以爱读，正如说谎的厨子所做的包子之无碍其为好吃也。曼殊思想平常，或者有点像旧日读书人，（仿佛是胡适之博士也曾在《新青年》通信上痛骂过《绛纱记》，）他的诗文平心说来的确还写得不错，或者可以说比一般名士遗老还要好些，还有些真气与风致，表得出他的个人来，这是他的长处。

　　先生说曼殊是鸳鸯胡蝶派的人，虽然稍为苛刻一点，其实倒也是真的。鸳鸯胡蝶派的末流，诚然是弄得太滥恶不堪了，但这也是现代中国在宣统洪宪之间的一种文学潮流，一半固然是由于传统的生长，一半则由于革命顿挫的反动，自然倾向于颓废，原是无足怪的，只因旧思想太占势力，所以渐益堕落，变成了《玉梨魂》这一类的东西。文学史如果不是个人的爱读书目提要，只选中意的诗文来评论一番，却是以叙述文学潮流之变迁为主，那么正如近代文学史不能无视八股文一样，现代中国文学史也就不能拒绝鸳鸯胡蝶派，不给他一个正当的位置。

　　曼殊在这派里可以当得起大师的名号，却如儒教里的孔仲尼，给他的徒弟们带累了，容易被埋没了他的本色。《语丝》上讲起他来，也只是随便谈谈，或者想阐明一点真相，这个意思在执笔的人也是有的，此外并无提倡或推崇的意味。语丝社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要宣传或打倒的东西，大家只在大同小异的范围内各自谈谈，各人的主张，由本人负责，全是三不管的办法；自然，有些话是决不说的，例如狮子牌老虎牌等杂志的话头。

　　我们希望读者只看了当作参考，如听朋友的谈天，不要不经过自己的判断而就相信。因此我觉得《语丝》上谈论曼殊是不会给予青年以不良影响的，这是我与先生意见不同的地方。事实上，现今的青年多在鸳鸯胡蝶化，这恐怕是真的。但我想其原因当别有在，便是（1）上海气之流毒，（2）反革命势力之压迫，与革命前后很有点相像。总之，现在还是浪漫时代，凡浪漫的东西都是会有的。何独这一派鸳鸯胡蝶呢？现在高唱入云的血泪的革命文学，又何尝不是浪漫时代的名产呢？

　　十六年五月三十日，岂明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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