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书信·诉苦

诉苦

　　半农兄：

　　承你照顾叫我做文章，我当然是很欣幸，也愿意帮忙，但是此刻现在这实在使我很有点为难了。我并不说怎么忙，或是怎么懒，所以不能写东西，我其实倒还是属于好事之徒一类的，历来因为喜欢闹事受过好些朋友的劝诫，直到现今还没有能够把这个脾气改过来，桌上仍旧备着纸笔预备乱写，—不过，什么东西可以讲呢？我在“酒后主语”的小引里这样的说过：

　　“现时中国人的一部分已发了疯狂，其余的都患着痴呆症。只看近来不知为着什么的那种执拗凶恶的厮杀，确乎有点异常，而身当其冲的民众却似乎很是麻木，或者还觉得颇舒服，有些被虐狂（Masochism）的气味。简单的一句话，大家都是变态心理的朋友。我恐怕也是痴呆症里的一个人，只是比较地轻一点，有时还要觉得略有不舒服；凭了遗传之灵，这自然是极微极微的，可是，嗟夫，岂知就是忧患之基呢？这个年头儿，在疯狂与痴呆的同胞中间，那里有容人表示不舒服之余地。你倘若……”

　　是的，你倘若想说几句话舒服舒服，结果恐将使你更不舒服。我想人类的最大弱点之一是自命不凡的幻想，将空虚的想象盖住了现实，以为现在所住的是黄金世界，大讲其白昼的梦话，这也有点近于什么狂之一种罢。我对于这种办法不能赞成，所以想根据事实，切实的考虑，看现今到底是否已是三大自由的时代，容得我们那样奢华地生活。我这个答案是“不”。最好自然是去标点考订讲授或诵读《四书味根录》一类的经典，否则嫖赌看戏也还不失为安分，至于说话却是似乎不大相宜。老兄只要看蔡胡丁张陈诸公以及中国的左拉法朗西等公正而且“硬”的人物都不哼一声了，便可以知道现在怎样不适于言论自由，何况我们这些本来就在水平线下的人，其困难自然更可以想见了。

　　“莫谈国事”这个禁戒，听说从民国初年便已有了，以后当然也要遵行下去。在辇毂之下吸过几天空气的公民大都已了解这个宪谕的尊意，万不会再在茶馆躺椅上漏出什么关于南口北口的消息来，而且现在也并无可谈的国事，即使想冒险批评一两句，不知那一条新闻可靠，简直是“不知所谈”。据说中国人酷爱和平，那么关于止戈弭兵这些事似乎可以大放厥词了，然而“而今现在”仿佛也不适宜，因为此刻劝阻杀人是有点什么嫌疑的，观于王聘老等诸善士之久已闭口，便可了然：那么这一方面的文字也还以不写为宜。熊妙通水灾督办在南方演说，云反对赤化最好是宗教，准此则讲宗教自然是最合式的事了，而且我也有点喜欢谈谈原始宗教的，虽然我不是宗教学者或教徒。—可是我不能忘记天津的报馆案，我不愿意为了无聊的事连累你老哥挨揍，报社被捣毁，这何苦来呢？

　　这个年头儿，大约是什么新文化运动的坏影响吧，读一篇文章能够不大误解的人不很多，往往生出“意表之外”的事情，操觚者不可不留神。骂人吧，这倒还可以。反正老虎及其徒党是永远不会绝迹于人世的，随时找到一个来骂，是不很难的事。反正我是有仇于虎类的人，拼出有一天给它们吃掉，此刻也不想就“为善士”。但是，我觉得《世界日报》副刊的空气是不大欢迎骂人的，这或者是我的错觉也未可知，不过我既然感到如此，也就不敢去破坏这个统一了。

　　的确，我这个脾气久已为世诟病，只要我不同……的正人君子们闹，我的名誉一定要好得多，我也时常记起祖父的家训里“有用精神为下贱戏子所耗”之诫，想竭力谨慎，将不骂人一事做到与不看戏有同一的程度，可惜修养未足，尚不能至，实是惭愧之至。现在言归正传，总之这种骂人的文章寄给报社是不适宜的，而且我已说过此后也想谨慎一点少做这样傻事呢。余下来的一件事只是去托古人代劳了。这却也并不容易。给人叫作“扒手”倒还没有什么，我实在是苦于无书可翻，没有好材料，—王褒的《僮约》总不好意思拿来。说到这里，已是无可说了，总结一句只是这样：

　　“老哥叫我做文章，实在是做不出，如有虚言，五雷击顶！千万请你老哥原谅，（拱手介）对不起，对不起。”

　　十五，七，二八，岂明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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