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弟兄|周作人

鲁迅与弟兄

　　前几时有画家拿了所画鲁迅像的底稿来给我看，叫提意见，我对于艺术是外行，但单说像不像，那总是可能的。这像不像也有区别，大概可以分作两点来说，即一是形状，二是精神，假如这说得有点唯心，或者可以说是神气吧。老实说来，我看见有些鲁迅画像连形状都不大像，有些容貌像了，而神气不很对，换句话说是不够全面的。因为鲁迅对人有两种神气，即是分出敌与友来，表示得很明显，其实平常人也是如此，只是表现得要差一点罢了。他对于伪正人君子等敌人，态度很是威猛，如在文章上所看见似的，攻击起来一点不留情，但是遇见友人，特别是青年朋友的时候，他又是特别的和善，他的许多学生大抵都可以作证。

　　平常的鲁迅画像大抵以文章上得来的印象为依据，画出来的是战斗的鲁迅一面，固然也是真相，但总不够全面。这回画家拿来给我看的，我觉得却能含有上边所说的两样神气，那时便把这外行人的赞语献给了画家了。不但是画像，便是在文章上，关于鲁迅也应该说得全面一点，希望和他有过接触的人，无论同僚（现在大概绝无仅有了），学生，做过文学，艺术，革命运动的同志，诚实的根据回忆，写出他少有人知道的这一方面，来作纪念。家属来写这类文章，比较不容易，许多事情中间挑选为难，是其一，写来易涉寒伧，是其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现在且就鲁迅所写的两篇作品来加以引伸，挑选的问题可以没有了，余下的问题是看能不能适当的写下来。

　　第一篇文章是散文集《野草》里的《风筝》。这篇文章流传得很广，因为我记得曾经选入教科书选本之类，所以知道的人很多，有教师写信来问，这小兄弟是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只能回答说明，这类文章都是歌德的所谓“诗与真实”，整篇读去可以当作诗和文学看，但是要寻求事实，那就要花一点查考分别的工夫了。文中说他不爱放风筝，这大抵是事实，因为我的记忆里只有他在百草园里捉蟋蟀，摘覆盆子等事，记不起有什么风筝。但是他说也不许小兄弟去放，一天发见小兄弟松寿在偷偷的糊蝴蝶风筝，便发了怒，将蝴蝶的一支翅骨折断，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事隔多年之后，了解了游戏是儿童的正当的行为，心里觉得很抱歉，想对小兄弟说明这意思，可是后来谈及的时候，小兄弟却是像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样，说“有过这样的事么？”什么也不记得了。

　　这里主要的意思是说对于儿童与游戏的不了解，造成幼小者的精神上的虐待（原文云虐杀），自己却也在精神上受到惩罚，心里永远觉得沉重。作者原意重在自己谴责，而这些折毁风筝等事乃属于诗的部分，是创造出来的。事实上他对于儿童与游戏并不是那么不了解，虽然松寿喜爱风筝，而他不爱放风筝也是事实。据我所记忆，松寿不但爱放风筝，而且也的确善于糊制风筝，所糊有蝴蝶形老鹰形的各种，蝴蝶的两眼不必说，在腿的上下两部分也都装上灵活的风轮（术语称曰风盘），还有装“斗线”，即风筝正面的倒三角形的线，总结起来与线索相联接处，也特别巧妙，几乎超过专家，因为自制的风筝大抵可以保险，不会在空中翻筋斗的。我曾经看，也帮助他糊过放过，但是这时期大概在戊戌（一八九八）年以后，那时鲁迅已进南京学堂去了。鲁迅与小兄弟松寿的事情还有一件值得记述一下。

　　大概是乙未（一八九五）年的正月，鲁迅和我和松寿三人（那时四弟椿寿尚在，但年只三岁）各从压岁钱内拿出五十文来，合买了一本《海仙画谱》。原来大概是由于小兄弟动议，愿意加入合作的吧，可是后来不知道是因为书没有意思，还是不能随意取阅的缘故呢，他感觉不满意，去告诉了父亲伯宜公。伯宜公正躺在小榻上抽鸦片烟，便叫拿书来看，鲁迅当时颇有点儿惶恐，因为那时买书还是瞒着大人们的。可是伯宜公对于小孩却是颇有理解，他拿过去翻阅了一遍，并不说什么话，仍旧还了我们了。

　　鲁迅刚读过《诗经》，小雅里《巷伯》一篇大概给他很深的印象，因此他有一个时候便给小兄弟起了一个绰号，便是“谗人”。但是小兄弟既然还未读书，也不明白它的意义，并不介意，不久也就忘了。此外又给小兄弟起过别的绰号，叫作“眼下痣”，因为他在眼睛底下有一个黑痣，这个别号使用得相当久，比较复杂的含有滑稽与亲爱的意味。

　　第二篇小说是在《彷徨》里边，题目便叫作“弟兄”。这篇既然是小说，论理当然应该是诗的成分加多了，可是事实却并不如此，因为其中主要关于生病的事情都是实在的，虽然末后一段里梦的分析也带有自己谴责的意义，那却可能又是诗的部分了。文中说张沛君因为他的兄弟靖甫生病，很是着急，先请同寓白问山看，说是“红斑痧”，他更是惊惶，竭力设法请了德国医生来，诊断是“疹子”，这才放了心。沛君与靖甫很是友爱，但在心里沛君也不能没有私心，他怕靖甫死后遗族要他扶养，怕待子侄不能公平，于是造成了自己谴责的恶梦。事实上他也对我曾经说过，在病重的时候“我怕的不是你会得死，乃是将来须得养你妻子的事”。但是这些都不重要，我们要说的是那中间所有的事实。先在这里来摘录我旧日记的一部分，这是从一九一七年五月八日起头的。

　　八日，晴。上午往北大图书馆，下午二时返。自昨晚起稍觉不适，似发热，又为风吹少头痛，服规那丸四个。

　　九日，晴，风。上午不出门。

　　十一日，阴，风。上午服补丸五个令泻，热仍未退，又吐。

　　十二日，晴。上午往首善医院乞诊，云是感冒。

　　十三日，晴。下午请德国医生格林来诊，云是疹子，齐寿山君来为翻译。

　　十六日，晴。下午请德国医生狄博尔来诊，仍齐君通译。

　　二十日，晴。下午招匠来剪发。

　　廿一日，晴，风。上午写日记，自十二日起未写，已阅二星期矣。下午以小便请医院检查，云无病，仍服狄博尔药。

　　廿八日，晴。下午得丸善十五日寄小包，内梭罗古勃及库普林小说集各一册。

　　我们根据了前面的日记，再对于本文稍加说明。小说中所称“同兴公寓”，那地方即是绍兴县馆，但是那高吟白帝城的对面的寓客却是没有的，因为那补树书屋是个独院，南边便是供着先贤牌位的仰蕺堂的后墙。

　　其次，普悌思大夫当然即是狄博尔，据说他的专门是妇科，但是成为北京第一名医，一般内科都看，讲到诊金那时还不算顶贵，大概出诊五元是普通，如本文中所说。请中医来看的事，大概也是实有的，但日记上未写，有点记不清了，本文加上一句“要看你们的家运”的话，这与《朝花夕拾》中陈莲河说的“可有什么冤愆”互为表里，作者遇到中医是不肯失掉机会，不以一矢相加遗的。

　　其三，医生说是疹子，以及检查小便，都是事实，虽然后来想起来，有时也怀疑这恐怕还是猩红热吧。其四，本文中说取药来时收到“索士”寄来的一本《胡麻与百合》，实在乃是两册小说集，后来便译了两篇出来，都登在《新青年》上，其中库普林的《皇帝的公园》要算是顶有意思。本文中说沛君转脸去看窗上挂着的日历，只见上面写着两个漆黑的隶书：廿七。这与日记上所记的廿八只是差了一天。

　　以上是我在“彷徨衍义”中的一节，现在几乎全抄了来，再稍为补充一点儿。当时鲁迅所用的听差即是会馆里的“长班”的儿子，鲁迅送他一个外号曰公子，做事有点麻胡，所以看病的事差不多由他下班后自己来办。现在只举一例，会馆生活很是简单，病中连便器都没有，小便使用大玻璃瓶，大便则将骨牌凳放翻，洋铁簸箕上厚铺粗草纸，姑且代用，有好多天都由鲁迅亲自拿去，倒在院子东南角的茅厕去。这似乎是一件琐屑的事，但是我觉得值得记述，其余的事情不再多说也可以了。

　　此外还有一点，虽然与小说无关，似可附带的一说，便是鲁迅的肯给人家看稿，修改，抄录。对于一般青年朋友，他也是一样，我现在只是根据自己的记忆来说罢了。过去在东京的时候，我们翻译小说卖钱，如《红星佚史》以至《劲草》，又编刊《域外小说集》，所译原稿都由他修正一过，再为誊清。后来在绍兴县馆，我在北大教书的讲义，给《新青年》翻译的小说，也是如此，他总叫起了草先给他一看，又说你要去上课，晚上我给你抄了吧。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久远了，现在似乎也无须再提，可是事有凑巧，前几时在故纸堆中找着了若干页旧稿，乃是《域外小说集》第三册的一部分稿子，这就令我又想起旧事来了。《域外小说集》第二册的末页登有预告，其中一项是匈牙利密克札特的《神盖记》，那时译出了第一卷，经鲁迅修改过，这篇稿这回找了出来了。我们找到了英文译本，又在德国舍耳的《世界文学史》上见到作者的照相，更是喜欢，发心译它出来，可是《域外小说集》第二册以后不能出版，所以这译稿也只有那第一卷。英译原书前年借给了康嗣群君，由他译成中文，沿用原书名字曰“圣彼得的伞”，在上海出版了。这是很可喜的一件事，如今旧译稿第一卷又于无意中发见，不但是《域外小说集》有关的唯一的资料，而且还可以看出鲁迅亲笔的绵密修改的痕迹，更是可以珍重了。原稿寄给上海的唐弢先生，由他转交鲁迅纪念馆，读者当可以看得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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