呐喊衍义七七年月考证

　　《端午节》的著作年月注明白是一九二二年六月。查那年的旧日记，一月十二日收到十一月份，因为廿七日是阴历除夕，所以在三十一日发了十二月份的七成，二月十七日又补足了那三成，至四月四日才收到一月份薪，五月不发，这里在四个月中间又多欠了一个月份了。五月三十一日是阴历端午，在六月三日收到了二月份薪，照这一节看来，本文里说节前领到支票，要等银行休息三天之后，在初八上午才能领到钱的话，与事实是相合的，因为那年六月三日正是阴历的初八。

　　政府说要教员上了课才给钱，学生总会上呈文给政府，说教员不上课不要付欠薪，在当初大概都实有其事，至于说“教员一手挟书包一手要钱不高尚”的一个大教育家，那大抵是汪懋祖吧，他后来在女师大事件的时候也是站在政府一边，与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是一鼻孔出气的。后文说到赞成教员和同僚的索薪，却不去参加，因为怕去见那手握经济之权的人物，他们总是一副阎王脸，将别人都当奴才看，虽然“待到失了权势之后，捧着一本《大乘起信论》讲佛学的时候，固然也很是‘蔼然可亲’的了”。

　　这里所说也实有其人，即是陈公侠的老兄陈公猛，他清末在财政界很得意一个时候，不知为了什么逃到东京，鲁迅看见他穿着和服白袜，手捏一册《菜根谭》，很有出世的姿态，但不久事解，他自然随即回到北京的政界里来了。此外还有些零碎事情，如末后说到上海书铺子的卖稿，他们买稿要一个一个的算字，空格不算数，这原是实在情形。他有过一回经验，收到退回的译稿，看见末页记着若干万千百十几字，计算的人还有署名，固然这还是清末的事，现在可能也还有吧。其次是报馆寄稿，在很大的报馆里靠着一个学生做编辑的大情面，一千字也就是这几个钱，这所说的自然也就是那时的北京《晨报》。一千字几个钱没有明说，但是多少年来译文时价只有二元一千字，报馆平常给五角钱已不算少，但在写《阿Q正传》时大概所给有一元吧，但这别无什么依据，只是推测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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