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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英雄崇拜


  英雄崇拜在少年时代是必然的一种现象,于精神作兴上或者也颇有效力的。我们回想起来都有过这一个时期,或者直到后来还是如此,心目中总有些觉得可以佩服的古人,不过各人所崇拜的对象不同,就是在一个人也会因年龄思想的变化而崇拜的对象随以更动。如少年时崇拜常山赵子龙或绍兴黄天霸,中年时可以崇拜湘乡曾文正公,晚年就归依了蒙古八思巴,这是很可笑的一例,不过在中国智识阶级中也不是绝对没有的事。近来有识者提倡民族英雄崇拜,以统一思想与感情,那也是很好的,只可惜这很不容易,我说不容易,并不是说怕人家不服从,所虑的是难于去挑选出这么一个古人来。关,岳,我觉得不够,这两位的名誉我怀疑都是从说书唱戏上得来的,威势虽大,实际上的真价值不能相副。关老爷只是江湖好汉的义气,钦差大臣的威灵,加上读《春秋》的传说与一本“觉世真经”,造成那种信仰,罗贯中要负一部分的责任。岳爷爷是从《精忠岳传》里出来的,在南宋时看朱子等的口气并不怎么尊重他,大约也只和曲端差不多看待罢了。说到冤屈,曲端也何尝不是一样地冤,诗人曾叹息“军中空卓曲端旗”,千载之下同为扼腕,不过他既不会写《满江红》那样的词,又没有人做演义,所以只好没落了。南宋之恢复无望殆系事实,王侃在《衡言》卷一曾云:

  “胡铨小朝廷之疏置若罔闻,岳鄂王死绝不问及,似高宗全无人心,及见其与张魏公手敕,始知当日之势岌乎不能不和,战则不但不能抵黄龙府,并偏安之局亦不可得。”

  中国往往大家都知道非和不可,等到和了,大家从避难回来,却热烈地崇拜主战者,称岳飞而痛骂秦桧,称翁同龢刘永福而痛骂李鸿章,皆是也。

  武人之外有崇拜文人的,如文天祥史可法。这个我很不赞成。文天祥等人的唯一好处是有气节,国亡了肯死。这是一件很可佩服的事,我们对于他应当表示钦敬,但是这个我们不必去学他,也不能算是我们的模范。第一,要学他必须国先亡了,否则怎么死得像呢?我们要有气节,须得平时使用才好,若是必以亡国时为期,那未免牺牲得太大了。第二,这种死于国家社会别无益处。我们的目的在于保存国家,不做这个工作而等候国亡了去死,就是死了许多文天祥也何补于事呢。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自然这并不是说还是出张弘范或吴三桂好,乃是希望中国另外出些人才,是积极的,成功的,而不是消极的,失败的,以一死了事的英雄。颜习斋曾云:

  “吾读《甲申殉难录》,至愧无半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恩,未尝不泣下也,至览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师有之有益于世则未二语,又不觉废卷浩叹,为生民怆惶久之。”

  徒有气节而无事功,有时亦足以误国殃民,不可不知也。但是事功与道德具备的英雄从那里去找呢?我实在缺乏史学知识,一时想不起,只好拿出金古良的《无双谱》来找,翻遍了全书,从张良到文天祥四十个人细细看过,觉得没有一个可以当选。从前读梁任公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后来又读丹麦勃阑特思的论文,对于加里波的将军很是佩服,假如中国古时有这样一位英雄,我是愿意崇拜的。就是不成功而身死的人,如斯巴达守温泉峡(Thermopylae)的三百人与其首领勒阿尼达思,我也是非常喜欢,他们抵抗波斯大军而死,“依照他们的规矩躺在此地”,如墓铭所说,这是何等中正的精神,毫无东方那些君恩臣节其他作用等等的浑浊空气,其时却正是西狩获麟的第二年,恨不能使孔子知道此事,不知其将作何称赞也。我岂反对崇拜英雄者哉,如有好英雄我亦肯承认,关岳文史则非其选也。吾爱孔丘诸葛亮陶渊明,但此亦只可自怡悦耳。

  (二十四年四月)

  附记

  洪允祥《醉余随笔》云:“《甲申殉难录》某公诗曰,愧无半策匡时难,只有一死答君恩。天醉曰,没中用人死亦不济事。然则怕死者是欤?天醉曰,要他勿怕死是要他拼命做事,不是要他一死便了事。”

  此语甚精,《随笔》作于宣统年间,据王咏麟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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