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回想录一九二拾遗丙

一九二拾遗丙

　　杭州

　　上边第十四至十七章写过杭州与花牌楼的事情，这回找出旧稿《五十年前之杭州府狱》一篇，有些地方似乎可以作为补遗，因抄录于后：

　　“一八九六年即前清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先君去世，我才十二岁。其时祖父以科场事系杭州府狱，原来有姨太太和小儿子随侍，那即是我的叔父，却比我只大得两三岁，这年他决定往南京进水师学堂去，祖父便叫我去补他的缺，我遂于次年的正月到了杭州。我跟了祖父的姨太太住在花牌楼的寓里，这是墙门内一楼一底的房屋，楼上下都用板壁隔开，作为两间，后面有一间披屋，用作厨房，一个小天井中间隔着竹笆，与东邻公分一半。姨太太住在楼上前间，靠窗东首有一张铺床，便是我的安歇处，后间楼梯口住着台州的老妈子。

　　男仆阮元甫在楼下歇宿，他是专门伺候祖父的，一早出门去，给祖父预备早点，随即上市买菜，在狱中小厨房里做好了之后，送一份到寓里来，（寓中只管煮饭，）等祖父吃过了午饭，他便又飘然出去上佑圣观坐茶馆，顺便买些杂物，直到傍晚才回去备晚饭，上灯后回寓一径休息，这是他每日的刻板行事。他是一个很漂亮，能干而又很忠实的人，家在浙东海边，只可惜在祖父出狱以后一直不曾再见到他，也没有得到他的消息。

　　我在杭州的职务是每隔两三日去陪侍祖父一天之外，平日自己‘用功’。楼下板桌固然放着些经书，也有笔砚，三六九还要送什么起讲之类去给祖父批改，但是实在究竟用了什么功，只有神仙知道，自己只记得看了些闲书，倒还有点意思，有石印《阅微草堂笔记》，小本《淞隐漫录》，一直后来还是不曾忘记。我去看祖父，最初自然是阮元甫带领的，后来认得路径了，就独自前去。

　　走出墙门后往西去，有一条十字街，名叫塔儿头，虽是小街却颇有些店铺，似乎由此往南，不久就是银元局，此后的道路有点模糊了，但走到杭州府前总之并不远，也不难走。府署当然是朝南的，司狱署在其右首，大概也是南向。我在杭州住了两年，到那里总去过有百余次，可是这署门和大堂的情形如何却都说不清了，或者根本没有什么大堂也未可知，只记得监狱部分，入门是一重铁栅门，推门进去，门内坐着几个禁卒，因为是认识我的，所以什么也不问，我也一直没有打过招呼。拐过一个弯，又是一头普通的门，通常开着，里边是一个院子，上首朝南大概即是狱神祠，我却未曾去看过，只顾往东边的小门进去，这里面便是祖父所居住的小院落了。

　　门内是一条长天井，南边是墙，北边是一排白木圆柱的栅栏，栅栏内有狭长的廊，廊下并排一列开着些木门，这都是一间间的监房。大概一排有四间吧，但那里只有西头的一间里祖父住着，隔壁住了一个禁卒，名叫邹玉，是个长厚的老头儿，其余的都空着没有人住。房间四壁都用白木圆柱做成，向南一面上半长短圆柱相间，留出空隙以通风日，用代窗户，房屋宽可一丈半，深约二丈半，下铺地板，左边三分之二的地面用厚板铺成炕状，很大的一片，以供坐卧之用。祖父的房间里的布置是对着门口放了一张板桌和椅子，板炕上靠北安置棕棚，上挂蚊帐，旁边放着衣箱。

　　中间板桌对过的地方是几叠书和另用什物，我的坐处便在这台上书堆与南窗之间。这几堆书中我记得有广百宋斋的四史，木板《纲鉴易知录》，《五种遗规》，《明季南略》《北略》，《明季稗史汇编》，《徐灵胎四种》，其中只有一卷道情可以懂得。我在那里坐上一日，除了遇见廊下炭炉上炖着的水开了，拿来给祖父冲茶，或是因为临时加添了我一个人使用，便壶早满了，提出去往小天井的尽头倒在地上之外，总是坐着翻翻书看，颠来倒去的就是翻弄那些，只有四史不敢下手罢了。

　　祖父有时也坐下看书，可是总是在室外走动的时候居多，我亦不知道是否在狱神祠闲坐，总之出去时间很久，大概是同禁卒们谈笑，或者还同强盗们谈谈，他平常很喜欢骂人，自呆皇帝昏太后（即是光绪和西太后）起头一直骂到亲族中的后辈，但是我却不曾听见他骂过强盗或是牢头禁子。他常讲骂人的笑话，大半是他自己编造的，我还记得一则讲教书先生的苦况，云有人问西席，听说贵东家多有珍宝，先生谅必看到一二，答说我只知道有三件宝贝，是豆腐山一座，吐血鸡一只，能言牛一头。他并没有给富家坐过馆，所以不是自己的经验，这只是替别人不平而已。

　　杭州府狱中强盗等人的生活如何，我没有看到，所以无可说，只是在室内时常可以听见脚镣声响，得以想象一二而已。有一回，听见很响亮的镣声，又有人高声念佛，向外边出去了。不一会听禁卒们传说，这是台州的大盗提出去处决，他们知道他的身世，个人性格，大概都了解他，刚才我所听得的这阵声响，似乎也使他们很感到一种感伤或是寂寞，这是一件事实，颇足以证明祖父骂旁人而不骂强盗或禁卒，虽然有点怪僻，却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了。

　　在这两三年之后，我在故乡一个夏天乘早凉时上大街去，走到古轩亭口，即是后来清政府杀秋瑾女士的地方，店铺未开门，行人也还很稀少，我见地上有两个覆卧的人，上边盖着破草席，只露出两只脚在外——可以想见上边是没有头的，此乃是强盗的脚，是在清早处决的。我看这脚的后跟都是皴裂的，是一般老百姓的脚。我这时候就又记起台州大盗的事来。

　　我有一个老友，是专攻伦理学，也就是所谓人生哲学的，他有一句诗云，盗贼渐可亲，上句却已不记得，觉得他的这种心情我可以了解得几分，实在是很可悲的。这所说的盗贼与《水浒传》里的不同，《水浒》的英雄们原来都是有饭吃的，可是被逼上梁山，搞起一套事业来，小小的做可以占得一个山寨，大大的则可以弄到一座江山，刘季朱温都是一例。至于小盗贼只是饥寒交迫的老百姓挺而走险，他们搞的不是事业而是生活，结果这条路也走不下去，却被领到‘清波门头’，（这是说在杭州的话，）简单的解决了他的生活的困难。清末革命运动中，浙江曾经出了一个奇人，姓陶号焕卿，在民国初年为蒋介石所暗杀了。

　　据说他家在乡下本来开着一爿砖瓦铺，可是他专爱读书与革命运动，不会经管店务，连石灰里的梗灰与市灰的区别都不知道。他的父亲便问他说，你搞那什么革命那么为的是啥呢？他答说，为的要使得个个人有饭吃。他父亲听了这话，便不再叫管店，由他去流浪做革命运动去了，曾对人家说明道，他要使得个个人都有饭吃，这个我怎好去阻当他。这真是一个革命佳话。我想我的老友一定也有此种感想，只是有点趋于消极，所以我说很可悲的，不过如不消极，那或者于他又可能是有点可危了吧。”

　　说到了杭州，我想把祖父的姨太太的事情也在这里补说几句，做个结束。

　　她姓潘，据叔父伯升小时候说，她名叫大风，但也没有别的证据。她的为人说不出有什么好坏，虽然家里的风暴普通总归罪于她，这实在也给予祖母母亲以无限的苦恼，所以大家的怨恨是无怪的。但是由我看来，以平常的妇女处在特殊的环境里，总会有这种的情形，这是多妻的男子的责任，不能全怪被迫做妾的人，以一个普通的女人论，我觉得是并无特别可以非难的地方。她比祖父大概要年小三十岁以上，光绪甲辰（一九〇四）祖父以六十八岁去世，她那时才只三十六七岁，照道理说本来是可以放她出去了，但是这没有做到，到得后来有点不安于室，祖母这才让她走了。当时有些文件偶尔保存下来，便抄录一点在下面，一张是手谕，一张是笔据，手谕是依了草稿录下来的。

　　“主母蒋谕妾潘氏，顷因汝嫌吾家清苦，情愿投靠亲戚，并非虚言，嗣后远离家乡，听汝自便，决不根究，汝可放心，即以此谕作凭可也。
　　宣统元年十二月初八日，主母蒋谕。”

　　“立笔据妾潘氏，顷因情愿外出自度，无论景况如何，终身不入周家之门，决无异言。此据。
　　宣统元年十二月初八日，立笔据妾潘氏，
　　代笔周芹侯押。”

　　我以前做过三首花牌楼的诗，末一首是纪念花牌楼的诸妇女的，里边也讲到潘姨太太，有这几句话道：

　　“主妇生北平，髫年侍祖父。
　　嫁得穷京官，庶几尚得所。
　　应是命不犹，适值暴风雨。
　　中年终下堂，漂泊不知处。”

　　——聊为她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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