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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五 北大感旧录十一


  以下是我所写的《玄同纪念》的文章,原名“最后的十七日”,登在燕京大学的月刊上,因为里边所记是民国廿八年(一九三九)一月一日至十七日的事情,玄同就在十七日去世的。一日上午我被刺客所袭击,左腹中一枪,而奇迹的并未受伤,这案虽未破获,却知道是日本军部的主使,确无疑问,这事到讲到的时候再说。玄同本来是血压高,且有点神经过敏,因此受刺激以致发病,还有凑巧的一件事,他向来并不相信命运,恰于一年前偶然在旧书里发见有一张批好的“八字”。这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东西,大约总还是好多年前叫人批了好玩的吧,他自己也已忘记了,在这上边批到五十二岁便止,而他那时候正是五十二岁,因为他是清光绪丁亥(一八八七)年生的,虽然他并不迷信,可是这可能在他心理上造成一个黑影。

  “玄同于一月十七日去世,于今百日矣。此百日中,不晓得有过多少次,想要写一篇小文给他作纪念,但是每次总是沉吟一回,又复中止。我觉得这无从下笔。第一,因为我认识玄同很久,从光绪戊申在民报社相见以来,至今已是三十二年,这其间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要挑选一两点来讲,极是困难——要写只好写长编,想到就写,将来再整理,但这是长期的工作,现在我还没有这余裕。第二,因为我自己暂时不想说话。《东山谈苑》记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这件事我向来很是佩服,在现今无论关于公私的事有所声说,都不免于俗,虽是讲玄同也总要说到我自己,不是我所愿意的事,所以有好几回拿起笔来,结果还是放下。但是,现在又决心来写,只以玄同最后的十几天为限,不多讲别的事,至于说话人本来是我,好歹没有法子,那也只好不管了。

  廿八年一月三日,玄同的大世兄秉雄来访,带来玄同的一封信,其文曰:

  ‘知翁:元日之晚,召诒坌息来告,谓兄忽遇狙,但幸无恙,骇异之至,竟夕不宁。昨至丘道,悉铿诒炳扬诸公均已次第奉访,兄仍从容坐谈,稍慰。晚铁公来详谈,更为明了,唯无公情形迄未知悉,但祝其日趋平复也。事出意外,且闻前日奔波甚剧,想日来必感疲乏,愿多休息,且本平日宁静乐天之胸襟加意排解摄卫!弟自己是一个浮躁不安的人,乃以此语奉劝,岂不自量而可笑,然实由衷之言,非劝慰泛语也。旬日以来,雪冻路滑,弟懔履冰之戒,只好家居,惮于出门,丘道亦只去过两三次,且迂道黄城根,因怕走柏油路也。故尚须迟日拜访,但时向奉访者探询尊况。顷雄将走访,故草此纸。白。廿八,一,三。’

  这里需要说明的只有几个名词。丘道即是孔德学校的代称,玄同在那里有两间房子,安放书籍兼住宿,近两年觉得身体不好,住在家里,但每日总还去那边,有时坐上小半日。是其晚年别号之一。去年冬天曾以一纸寄示,上钤好些印文,都是新刻的,有肄,觚叟,庵居士,逸谷老人,忆菰翁等。这大都是从疑古二字变化来,如逸谷只取其同音,但有些也兼含意义,如觚本同是一字,此处用为小学家的表征,菰乃是吴兴地名,此则有敬乡之意存焉。玄同又自号鲍山广叟,据说鲍山亦在吴兴,与金盖山相近,先代坟墓皆在其地云。曾托张樾丞刻印,有信见告云:

  ‘昨以三孔子赠张老丞,蒙他见赐疒叟二字,书体似颇不恶,盖颇像百衲本第一种宋黄善夫本《史记》也。唯看上一字,似应云,像人高踞床阑干之颠,岂不异欤!老兄评之以为何如?’此信原本无标点,印文用六朝字体,广字左下部分稍右移居画下之中,故云然,此盖即鲍山疒叟之省文。

  十日下午玄同来访,在苦雨斋西屋坐谈,未几又有客至,玄同遂避入邻室,旋从旁门走出自去。至十六日得来信,系十五日付邮者,其文曰:

  ‘起孟道兄:今日上午十一时得手示,即至丘道交与四老爷,而祖公即于十二时电四公,于是下午他们(四与安)和它们(“九通”)共计坐了四辆洋车,给这书点交给祖公了。此事总算告一段落矣。日前拜访,未尽欲言,即挟《文选》而走,此《文选》疑是唐人所写,如不然,则此君樵唐可谓工夫甚深矣。……研究院式的作品固觉无意思,但鄙意老兄近数年来之作风颇觉可爱,即所谓“文抄”是也。“儿童……”(不记得那天你说的底下两个字了,故以虚线号表之)也太狭(此字不妥),我以为“似尚宜”用“社会风俗”等类的字面(但此四字更不妥,而可以意会,盖即数年来大作那类性质的文章——愈说愈说不明白了),先生其有意乎?……旬日之内尚拟拜访面罄,但窗外风声呼呼,明日似又将雪矣,泥滑滑泥,行不得也哥哥,则或将延期矣。无公病状如何,有起色否?甚念。弟师黄再拜。廿八,一,十四,灯下。’

  这封信的封面写‘鲍缄’,署名师黄则是小时候的名字,黄即是黄山谷。所云‘九通’,乃是李守常先生的遗书,其后人窘迫求售,我与玄同给他们设法卖去,四祖诸公都是帮忙搬运过付的人。这件事说起来话长,又有许多感慨,总之在这时候告一段落,是很好的事。信中间略去两节,觉得很是可惜,因为这里讲到我和他自己的关于生计的私事,虽然很有价值有意思,却也就不能发表。只有关于《文选》,或者须稍有说明。这是一个长卷,系影印古写本的一卷《文选》,有友人以此见赠,十日玄同来时便又转送给他了。

  我接到这信之后即发了一封回信去,但是玄同就没有看到。十七日晚得钱太太电话,云玄同于下午六时得病,现在德国医院。九时顷我往医院去看,在门内廊下遇见稻孙少铿令扬炳华诸君,知道情形已是绝望,再看病人形势刻刻危迫,看护妇之仓皇与医师之紧张,又引起十年前若子死时的情景,乃于九点三刻左右出院径归,至次晨打电话问少铿,则玄同于十时半顷已长逝矣。我因行动不能自由,十九日大殓以及二十三日出殡时均不克参与,只于二十一日同内人到钱宅一致吊唁,并送去挽联一副,系我自己所写,其词曰:

  戏语竟成真,何日得见道山记。
  同游今散尽,无人共话小川町。

  这副挽联上本来撰有小注,临时却没有写上去。上联注云,‘前屡传君归道山,曾戏语之曰,道山何在,无人能说,君既曾游,大可作记以示来者。君殁之前二日有信来,覆信中又复提及,唯寄到时君已不及见矣。’下联注云,‘余识君在戊申岁,其时尚号德潜,共从太炎先生听讲《说文解字》,每星期日集新小川町民报社。同学中龚宝铨朱宗莱家树人均先殁,朱希祖许寿裳现在川陕,留北平者唯余与玄同而已。每来谈常及尔时出入民报社之人物,窃有开天遗事之感,今并此绝响矣。’挽联共作四副,此系最后之一,取其尚不离题,若太深切便病晦或偏,不能用也。

  关于玄同的思想与性情有所论述,这不是容易的事,现在也还没有心情来做这种难工作,我只简单的一说在听到凶信后所得的感想。我觉得这是对于我的一个大损失。玄同的文章与言论平常看去似乎颇是偏激,其实他是平正通达不过的人。近几年来和他商量孔德学校的事情,他总最能得要领,理解其中的曲折,寻出一条解决的途径,他常诙谐的称为‘贴水膏药’,但在我实在觉得是极难得的一种品格,平时不觉得,到了不在之后方才感觉可惜,却是来不及了,这是真的可惜。

  老朋友中玄同和我见面时候最多,讲话也极不拘束而且多游戏,但他实在是我的畏友。浮泛的劝诫与嘲讽虽然用意不同,一样的没有什么用处。玄同平常不务苛求,有所忠告必以谅察为本,务为受者利益计算,亦不泛泛徒为高论,我最觉得可感,虽或未能悉用,而重违其意,恒自警惕,总期勿太使他失望也。今玄同往矣,恐遂无复有能规诫我者。这里我只是少讲私人的关系,深愧不能对于故人的品格学问有所表扬,但是我于此破了二年来不说话的戒,写下这一篇文章,在我未始不是一个大的决意,姑以是为故友纪念可也。民国廿八年,四月廿八日。”

  这里须要补说一句,那部李先生的遗书“九通”,是卖给当时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所谓祖君就是学校的秘书赵祖欣氏,现在还在北京,虽然在胜利后学校仍然归并于师范大学,可是图书馆里的书大概是仍然存在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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